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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1944） 字兆铭，号精卫，广东三水人。历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38年投敌，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面对残酷的战争，汪精卫失去了抗战信心。为当第一夫人，陈璧君怂恿丈夫当汉奸
1938年11月12日中午，上海黄浦江码头。
“呜———”汽笛长鸣，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法国“道尔曼号”游轮，徐徐进港靠岸了。旅客们提着行李，匆匆登岸。
刚才还是安静的码头，一下子熙熙攘攘，喊叫声一片。这时，出口处走过来一高一矮两个人，来到路边，前后张望了一下，然后耳语了几句，矮个指了指停在马路对面的黑色福特小轿车，两人便一前一后走了过去。矮个走在前面，与坐在车里的人打了个招呼，打开车门，两人一起钻了进去。小汽车轻轻鸣了两声喇叭，一溜烟开走了。这两人是谁？来上海干什么？
那身着白色西服的高个子，叫梅思平，是国民党立法委员，汪精卫的铁杆亲信。矮个叫周隆庠，是梅思平的随身翻译。他们这次由重庆绕道香港来上海，是受汪精卫秘密委派，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一旦时机成熟，准备投降日本。
汽车把梅思平与周隆庠带到了大华旅馆，二人住进了218房间。第二天，两人整日呆在屋子里，等待另一个人的到来，此人就是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亲日分子高宗武。
次日，高宗武化装成日本人的模样，蓄着仁丹胡子，乘意大利轮“戈普特王号”来到上海，也偷偷摸摸住进了大华旅馆。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东体育会路7号，是一幢两层高的西式楼房，当地人叫它梅花堂，日本人称重光堂。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这栋建筑被打得弹痕累累。后来，这里成为日本人“土肥原机关”。土肥原贤二在上海工作失败后，奉调回国，这栋楼房被修葺一新，又成为影佐祯昭少将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梅机关”。
高宗武一行三人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被人接到这栋楼房里，与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的代表今井武夫与伊藤芳男进行秘密会谈。已经是深夜1点多钟了，重光堂内仍是灯火通明。会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最后草拟出《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中国方面”承诺日方提出的缔结共同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人有在中国内地居住、经商的自由，实行中日经济提携，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日本驻兵内蒙等等。此外，《协议》也有所谓日方废除在华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日军在和平恢复后立即开始撤退等条款。同时，日本方面坚持，以上这些条款的执行，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汪精卫必须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成立新政府。
11月27日晚，今井武夫与高宗武在《协议》上签了字。就在高宗武与今井武夫在重光堂上讨价还价的时候，蒋介石与汪精卫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当时，正是全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日军处于战略进攻，我军处于战略防御，节节退守。日本政府在积极组织军事进攻的同时，暗地里却打起和谈的旗号，企图以最小的代价征服中国。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大权独揽，觊觎蒋介石权位已久，始终想取而代之，再加上对战争害怕得要命，所以，日本人在国民党内物色主和亲日人选，企图扶植一个亲日政权时，汪精卫便暗送秋波，作冯妇之态。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汪精卫秘密派往上海的。
一天，蒋介石请汪精卫吃午饭。席间，两人讨论当前的局势。汪精卫仍是老一套，对抗战失去信心，主张和谈。他说：“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是个弱国，就像一个虚胖子，不堪一击，抗战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仗中国肯定是打不赢的，还不如早点求和。晚和不如早和。历史上从南宋到明清，不都是因为主战把江山搞丢了的吗！”
蒋介石摇头道：“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呀。”
“本来奉天就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要收回，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日本人搞华北自治，我们也还可以交涉。现在，力争从日本人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就算满足了，还搞什么全民抗战？再说，战争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办法，我们为什么不寻求另外的办法，而执意要拿民众的鲜血去沽名钓誉呢？”
说着，汪精卫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三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人打了三枪，今天我还是要主张和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我们应该加紧对共产党的进攻。”汪精卫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
“兆铭兄所言极是，共产党我决不会让其坐大，这只有等日后形势的发展再作考虑。当前，我们只有顺应民众的要求，提出我们的抗战政策。”
汪精卫见劝说不了蒋介石，便激动起来，他责问蒋：“形势如此糟糕，国家民族濒于灭亡，造成这般局势，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你和我作为国民党的正副总裁，应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汪精卫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将蒋介石的军。
蒋介石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马上反唇相讥：“我等要是辞职，那么你认为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历史自有公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日本退兵，使国人免遭涂炭。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有辞职谢罪。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再抵抗将会葬送全中国！”蒋介石愤怒地站了起来：“兆铭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您还不清楚吗？”汪精卫也不示弱，拍桌而起。“难道你要我去当汉奸吗？”蒋介石咬牙切齿，脸色苍白，走近汪精卫。两人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侍从室副官一看不好，两人好像要打架，连忙进来将他们劝开了。一餐午饭不欢而散。
汪精卫回去后，非常生气，他回想与蒋介石共事十几年来的争争吵吵，恩恩怨怨，一股怒气油然而生：蒋介石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赖，他来领导国民党，我们会有好结果吗？蒋介石会将我们全都葬送掉！
思前想后，汪精卫认为已很难与蒋继续合作下去，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他决定与蒋介石一刀两断，彻底决裂。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高、梅顺利完成汪精卫交待的秘密任务，回到香港。
11月底，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他一下飞机，就钻进了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梅思平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分外兴奋，他热情款待了梅，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汪先生，日本人非常希望您能够尽快离开蒋先生。我们这次提出的所有条件，日方基本上同意。”梅思平一脸得意，他脱下西服马甲，从夹缝里取出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秘密签订的《协议》，递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过“密约”，又向梅思平仔细询问了有关谈判的情况，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送走梅思平后，汪精卫回到卧室，拉上窗帘，打开台灯，又将“密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正在这时，夫人陈璧君从外边回来了。他递上“密约”，又与夫人低声商量起来。
为了商量与日本人勾结的事情，汪精卫把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等人邀到一起，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几个人对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条款，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同意这个《协定》。但是商量汪精卫是否马上要出逃时，却产生了分歧。陈璧君力主马上离开重庆，公开降日，她对抗战完全失去了信心：“日本人能够打下华北，打下上海，打下武汉，就能够打下重庆，打下成都，打下全中国。到时候抗战分子一定死无葬身之地。迟和不如早和，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跑，做蒋的殉葬品！”
陈璧君极力主张投日，除了认为日本人不可战胜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她想当第一夫人。
陈璧君是个权力欲很强，又极要面子的女人。她非常嫉妒宋美龄，每当她看到宋仪态万方地陪同蒋介石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她就眼红。要是汪精卫另立中央，那么，她就能重温当年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第一夫人的美梦了。所以只要一谈到投降日本，她就格外兴奋，恨不得马上离开重庆。可是汪精卫考虑问题要复杂一些。
虽然，汪已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但真正要走出投降日本这一步，却不是件说走就走那么简单的事。他知道，这一脚要跨出去，是再也收不回来的。如果日本人不讲信用，投日后所签条约不能兑现，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他最担心的还是，公开降日，将会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历史罪人。“汉奸”这个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呀。
所以，事到临头，汪精卫显得顾虑重重。
这几天，汪精卫在上清寺寓所足不出户，何去何从，一直举棋不定。但一想到战争实在是太残酷，太可怕，血流成河，他就浑身打颤。
每天吃过晚饭后，他便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时而仰天长叹，时而自言自语，陷于苦苦思索之中。有人去找汪精卫，都被陈璧君挡了驾：“汪先生身体欠安，如果没有什么急事，过几天再来吧。”经过一番思考，在陈璧君、周佛海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决定向前跨出这历史性的可耻一步，去跳火海了。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丁的这句名言，忽然跳入汪精卫的脑海里，他冰冷的身躯里一下子感到了热血在沸腾。“好，马上离开重庆！先去河内，再设法回南京。”汪精卫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
头号汉奸—汪精卫仓皇出逃
蒋介石在重庆，汪精卫不敢轻举妄动。仓皇出逃路上，空军司令突然提出为汪驾驶飞机，吓出汪一身冷汗
几天后，梅思平就要去香港了。临行之前，汪精卫夫妇在陪都饭店为他饯行。酒席上，陈璧君故作轻松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拿定主意，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梅先生这一去，要想再反悔可就晚了。”
汪精卫手一挥，连声道：“就这样吧，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到达香港后，加紧跟日本人联系。汪精卫秘密出逃计划开始实施了。
在此之前，汪精卫对出逃路线已有所考虑：先从重庆到昆明，再由昆明去河内。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一来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有矛盾，天高皇帝远，蒋介石的手还伸不了那么远。二来汪精卫与龙云的关系不错，早在这之前，他就与龙云打过招呼，到时要到他那里去换换环境。龙云也打过保票：“汪先生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这几天，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出席一个军事会议，正好不在重庆，这是出逃的好机会。汪精卫让周佛海先到昆明找龙云联系，安排有关事宜，他随后就到。
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进行着。可是，12月8日，也就是汪精卫准备飞昆明的头一天，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并约汪精卫第二天谈话。汪精卫不知老蒋的底，不敢贸然行事，出逃的计划便流产了。
好在老蒋并没有发现汪精卫的企图，他找汪只是另外几件事情需要与他商量处理。
这一拖就是好几天。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日本方面拟发表的近卫声明也向后一再推迟。时间一长，日本方面怀疑起汪精卫投降的诚意。
蒋介石在重庆，汪精卫便不敢轻举妄动。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急得团团转，一直在寻找出逃机会。
十天后，机会终于来了。这天，蒋介石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一个会议。临走之前，蒋介石交待，重庆方面的工作，由汪精卫全面负责。
老蒋一走，汪精卫就急忙活动起来。他们弄到了当天飞昆明的机票，然后决定分两批去机场，由陈璧君带人先走，到机场后观察动静，汪精卫随后就到。
汪精卫这次出逃，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连他的侄儿、陈璧君的胞妹，还有汪的老部下、老朋友陈树人、彭学沛等人都没有告诉。临行之前，陈璧君颇有感触地对汪说：“我们就这样走了，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一声？这么大的事，这些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