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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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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共产党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共产党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共产党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一些、更值得尊重一些吧。
  又是端午,今天是迟殿文离世的六十二周年。(本文写于2007年)
  马甲我愿意拿出一颗粽子祭奠这位“通”字辈的青帮大佬。只是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依然广收门徒、依然横行霸道。只好在冥冥中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人物说一声:迟老大,记住教训吧。你能和屈原大夫死在同一天,也算是不冤了。
               第二十四章
  1943年下半年以后,华北抗日战场上的民兵建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民兵建设的三个阶段”大致是这样子区分的:1938—1940年是第一阶段,也叫“自卫队阶段”。这时候抗战刚开始,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各地的民众武装纷纷兴起,共产党和八路军工作队适应形势要求,以“开展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为方针,争取掌握了大部分自卫武装,从而奠定了华北抗日民兵的基础。但这个阶段的民兵存在着人数较少、制度不完善和人员成分复杂等问题,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1940—1943年初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华北已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建立民兵制度,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指导下,民兵力量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在这个阶段,民兵武装广泛参加了反“强化治安”、反扫荡作战。虽然斗争十分残酷,但队伍得到了锻炼,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民兵的许多典型战法、战例都是在这个阶段创造的。
  在第二阶段,民兵组织也暴露出脱离生产的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敌人的凶残报复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导致了根据地的贫困化。渐渐地,民主政府也认识到过度使用民力是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到了第三阶段,民兵建设的方针就变成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相结合”,主要任务是开展生产,配合执行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从这以后,民兵的直接参战大为减少,更多的是为八路军部队提供后勤劳役。虽然真正“大支前高潮”是出现在解放战争,但在第三阶段,这方面的组织经验已做了很有益的准备。
  第三阶段的民兵是以扛锄头为主的,真正扛枪的是少数“基干民兵”。这基干民兵是半脱产的,一个五十户人家的村子,也就不过有十来个人的编制。平常时候,“基干”要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要是鬼子来了,敲锣、藏粮食、带着群众跑路,简直忙不过来,既没有工夫种庄稼也没本事打游击。所以无论生产的事还是打仗的事,人们一般都不指望这基干民兵。
  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山东曹县塔湾村,就出了个“另类民兵”葛二蛋,还真做了些“邪乎”事情来。
  葛家好汉本名二蛋,当然就是排行老二。他哥哥成家了,妹妹出嫁了,自己光棍一人,优哉游哉。爹妈跟着老大过,家里的几亩地也随了老大,反正二蛋也不大乐意种地,无所谓,饿了就去打打短工,吃饱了就万事不管,自己住在草棚子里,犯起浑来谁也管不着。
  1943年11月,武委会的主任通知村里的青壮年集合开会。前一段时间,冀鲁豫五分区刚遭到鬼子扫荡,损失很大,分区司令员朱程和一团的团长、政委都牺牲了,上级派七军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接着和鬼子干(赵司令也来自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所以有几次借了骑兵团去配合他)。八路军要打大仗,地方干部就积极着手恢复民兵组织。
  开完会,乡干部摆上两张桌子,愿意参加挑夫队的在那边报名,可以领一个南瓜(支前的口粮),然后回去准备一根杠子;自愿当“基干民兵”的在这边报名,先领两块钱,再集中起来学打枪。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当挑夫,因为办完差就可以回家了,既不太危险也不耽误自己的农活,可葛二蛋琢磨了半天,跑去申请当“基干”。他哥哥急了,过来拉住弟弟劝他别贪图那两块钱,当“基干”既累又忙,还养不活家人……二蛋把手一甩,不以为然。
  “扯!你以为我傻呀。当挑夫,每副担子有一二百斤,死沉;看看这边的枪多轻巧,才十斤不到。”
  当哥的顿时没话说了。于是,基干民兵队伍里就多了一位葛二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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