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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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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老邓的半个脚掌,马甲才知道他为什么走路总是“鬼鬼祟祟”地不大正常,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当老邓首先提出要回外木班时,其他职工会因感动而纷纷响应。试想一下,以半个脚掌在脚手架上长期工作,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想到这里,马甲大着胆子问:“在医院给你的脚动手术时,你难不难受啊?”
  “哦,也不算难受吧。”
  老邓刚进医院,就知道他的脚掌要被切掉半个。但在当时,少了半个脚掌是什么滋味,他还不知道。因为脚被包着,他看不见;还没有走路,他也体会不出。而就在他对自己的伤残程度颇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遇见一个病友。
  这病友是个排长,大腿受了伤,却是整天乐乐呵呵的。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他,原先的保守治疗失败了,必须给他截肢,乐呵呵的排长才着急了。他哭啊、叫啊的,看见医生就喊:“医生、医生,别锯我腿吧。”看见护士就喊:“护士、护士,别锯我腿吧。”看见老邓他们就喊:“朋友、朋友,别锯我腿吧。”看不见人了,就对着天花板喊:“老天、老天,别锯我腿吧。”看到他可怜的样子,老邓觉得自己才少了半截脚掌,简直是拣到大便宜了。排长终究还是被截了肢,手术过后两天,老邓听见他在床上又嘻嘻哈哈地开乐起来了。老邓于是领悟到,不管多难的事,只要当时能挺住,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老邓在病床上的时候,天天有各路人马来医院慰问,他很开心。当他下床学走路的时候,朝鲜人民军给他送来个“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给的一等功是张奖状,而且要晚两个月才发)。顿时,每天老邓的床头都摆满鲜花,每次出门都有朝鲜姑娘前来搀扶,把老邓感动得恨不能马上重返前线奋勇杀敌。所以,老邓说他在医院时没觉得自己的伤残有多难受。
  宣布停战的那一天,老邓还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他先是有点不敢相信。毕竟,这之前他听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要打五年我们就陪他五年,要打十年就陪他十年……作为战士,他已经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当确信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老邓说,他也哭了。
  虽然当兵的时间不长,但战争已经教会了老邓一个概念,即:这个世界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前方,一个是后方;一个比较安全,一个绝对危险。而你只能选择注意一个方向——那就是前线。现在,前线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是后方,到处都有安全,世界也突然有了许多方向,人也突然可以有了很多选择,这是多么奇妙的变化啊。老邓说,当他确实相信和平是真实的时候,他看周围的一切风景就都和原来不一样了。他的心,也立刻就从一个战士,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老百姓。
  讲故事的那天,喝了酒的老邓话越来越多。但马甲记得,他最后的话还是那句:“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
  是的,打仗不好。如果能够避免战争的话,谁会愿意去打仗呢。
                第十三章
  我是在山沟里、工地上长大的,不曾认识什么威风赫赫的大人物,我所介绍的老王头(王福贵)、老邓头(邓九龄)和朱正常伯伯,都是原水电部第八工程局的老工人。他们在部队是小兵、在社会是草民,他们的言行比较简单,刚好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我尊敬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并且我认为,悉心体会、分享平头百姓的快乐,是件幸福的事,也是件重要的事。
  朱伯伯现在国外是我已经介绍了的,老王头已于2004年过世了,他的女儿们则都在国营基建企业中承受下岗的尴尬。老邓头不同,他的景况要好一些。
  老邓从1981年就带促使我说老兵故事,是由于两个月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和母亲在电话里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老王头身上。我于是问母亲:“小时侯记得老王和老邓经常打架,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母亲说,是为了工资补调的事。
  那时候工资调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调”,人人有份,不会引起矛盾;另一种是“补调”,有名额限制,这可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了”。老王和老邓基本条件差不多,老王的工龄大概长一些。于是老邓事先去找了领导和工会代表,说了一些家庭困难的情况,结果是老邓调级了,而老王却没有。这样,老王当然对老邓极为不满,彼此的矛盾也就因此升级了。
  我问,那一级工资有多少啊?母亲回答:还不是一级,是一档(一级的一半),七块钱。我顿时乐了,两个英雄为七块钱打架,这不是滑稽嘛。
  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就是生活。英雄怎么了?英雄也要生活;为七块钱又打架怎么了?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老王和老邓,在他们的人生中,战争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漫长的是和平岁月(其实绝大部分英雄也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战争的回忆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插曲,他们自己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他们重视的是人格,是贯穿于他们生活始终的诚实、认真和公平待人的理念,在战争中,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任务,于是,勇敢无畏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事业,含辛茹苦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本色”呢。
  因此,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平民生活的可爱和战斗精神的可贵。我还想说,战争只是生活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只有战争才能创造英雄的。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英雄本色。因为,每一个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毕竟,在生活中,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加伟大呢。着儿子们自力更生。从帮别人做家具、做沙发开始,到现在,他们家已开了家具厂、超市、煤矿、水泥厂等五花八门的公司,老邓头也已经是住洋楼、坐轿车过上了剥削阶级的生活。我父亲曾经开玩笑说,是什么样家庭出身的人,最后多半会回到什么样的路上去。老邓和邓妈祖上原来就是做买卖的,现在看来,这个“出身论”还真有点道理。我比较惊奇的是邓妈,许多年前她就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的样子,可许多年过去,她依然还是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地享受着生活。我真心希望她老人家能让我的惊奇永远继续下去。
                第十四章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斑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疮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1943年6 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1943年8 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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