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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问局长，当时你认为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能侦破吗？你凭什么这样自信？
局长摇摇头说，我也自信，我也不自信。自信的是我们用700多名警察的头脑去与一个案犯的头脑进行较量，他的智商再高，还能高过我们700多名警察加起来的智商吗？所以这个案子尽管与以往的凶杀不一样，但也肯定能够侦破，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但我又不自信的是，由于我们警察的素质参差不齐、我们的装备陈旧、技术落后、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造成我们的破案能力低下，只能采取这种人海战术，只能靠人员的数量去拼，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不把我们的队伍拖垮了吗？到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手里还拤着成把的汽油票子、旅差费票子和饭费票子等着我给签字，可是报销的钱在哪里呢？我们的这种状态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犯罪形势，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办案过程中启用倒查机制的原因。我们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是我们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正是因为有人不负责任，出工不出力，才使得我们的许多工作都是劳而无功。为了今后不再这么辛苦，不再劳而无功，我们必须倒查，去除那些让我们劳而无功的因素，所以才有人离开了我们的队伍，才有人受到了纪律处分。
杨明告诉我，听了局长这番话，我半天不知说什么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局长像我老爸一样，那一刻，我非常想告诉他你像我老爸。
传闻：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
杨明生气地将一份报纸摔到桌子上：
“荒唐！太荒唐！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赵小薇一脸的惊讶：
“出了什么事儿？你跟的案子不是破了吗？我看你准备了那么多材料，这回你不是可以写出很像样儿的东西吗？”
“头儿不让我写，让别人写了！这倒也没关系，谁写不是写？我也不敢说只有我写得最好。问题是，贾少伟这小子忙着泡铁子，他根本没去采访，却写出这么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现在，专家们已经总结出了这类变态杀人的基本特征：没有显性的杀人动机，只是受自己心理上某种不正常嗜好或诱因驱使去杀人。通常，他们的杀人目标是特定的一类人，而杀人过程中的劫财行为一般是顺手牵羊，并非主要目的。警方从来没有说过曲宝源有强奸行为，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洗劫贵重财物。尤其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贾少伟居然说凶手的变态是因为他前妻跟他离婚造成的。”
赵小薇忙把文章拿来看了一遍：
蒙面色魔连续强奸杀人 性变态专爬顶楼纵欲
｛本报记者贾少伟专访｝警方称从5月31日开始连续发生4起入室抢劫、强奸、杀人的恶性案件，已经全部告破。犯罪嫌疑人曲宝源现已被警方抓获，令记者不胜惊讶的是他身高只有1？郾60米，一向单枪匹马作案，4起案件均系该犯一人所为，即使患有肺结核也不忘爬顶楼纵欲。
两周一作案 目标在顶楼
案件回放一：5月31日23时左右，家住在古井区某小区顶楼的单身女人张女士，正在看电视之际，忽然发现阳台的窗帘后面窜出来一蒙面歹徒，吓得她没命的一边大喊“救命”，一边冲向房门外的走廊，那个变态恶魔想纵欲却没有得逞，只好逃之夭夭了。
案件回放二：6月14日，家住在古井区某小区顶楼的单身女人赵女士从外面散步回家，刚刚入睡不久，忽然觉得自己的脖子呼吸困难，后来她发现有一蒙面人竟然骑在自己的身上。赵女士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具体情景脸色还有些苍白，她亲口告诉记者说，自己30多岁了，这种入室的暴力事件以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勇敢的赵女士与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只有1？郾60米身高的犯罪嫌疑人明显敌不过赵女士的气概，搏斗之中赵女士一把夺下歹徒的面纱，仓皇逃命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将房门打开，逃之夭夭了。
案件回放三：6月29日，蒙面变态色魔又出现了，家住在古井区某住宅顶楼的单身女人黄女士不幸遇害，这位年轻的被害人遭强奸后被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脸部血肉模糊身上捅得到处都是窟窿，惨不忍睹，曾经参加现场勘查的警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亲口告诉记者说他难以忍受要呕吐，从警二十几年来从没见过这么残忍的凶手。凶手还在被害人的后背上写下一个古怪的字，只能在《康熙词典》里查得到。被害人的贵重财物均被洗劫一空。全市一时间陷进一种莫明的恐怖之中，女人们人人自危。
案件回放四：7月5日，古井区某住宅顶楼又发生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被害人系单身年轻女人，“当时的情景真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位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官这样告诉记者，“被害人身体上有多处刀伤，有一把刀插在被害人的颈部，而被害人的下身和后背布满了罪犯近乎变态的伤害痕迹……”犯罪嫌疑人还将被害人家里的一些贵重财物洗劫一空。
罪证锁定 嫌犯被抓
当案件侦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份在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提取的DNA经过鉴定后，结论一旦明确了，无疑给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终于让案犯现出了原形。无业人员曲宝源现年四十岁，因为盗窃等犯罪被劳动教养过两次，并判处过有期徒刑9年，他向警方交代自己的犯罪的经过说：“我本来是想到她家偷东西的，但是我在她家发现她在睡觉，于是……”于是曲某欲行不轨，可是被惊醒的被害人拼命反抗，于是曲某就用用铁斧将其砍昏，趁被害人昏迷之机将其强奸。
据警方介绍，曲宝源曾经有过两次婚史，在其判刑服刑期间，其前妻与该曲离婚，不愿离婚的曲宝源遭受这场突然的变故后大病一场，这件事不能不使他的心理发生很大变化，最终造成他心理上的变态。
曲某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真的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盗窃财物吗？他在每次作案前都曾做过什么准备？为什么专爬顶楼专找漂亮的单身女人？案件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本报将继续披露案件侦破的详细过程，请读者密切注意本报的后续报道。
赵小薇看完后，莫明其妙地瞅着杨明：
“我看这文章只是没有你写得好，别的也看不出啥毛病呀？你是不是因为没让你写你就有气呀？”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新闻的生命力是真实，他有多处明显的杜撰，他说的强奸、洗劫贵重财物纯系想象，他连警方的新闻发布会都没参加，谁跟他亲口说话来？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的变态凶手，你怎么轻易就敢认定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变态的原因呢？你有证据吗？你有心理学家的分析吗？你这样信口开河却让他的前妻去承受怎样的压力呢？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如果人家控告你呢？再说，我们的记者也太麻木了，你既然说他被判了九年刑，一个女人领着孩子自己过，那么容易吗？她也是没办法，她也是不得不离，可是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她，她离婚有什么不对？”
“我还是没明白，他既然变态，肯定是受了刺激，既然他不愿意离婚，肯定离婚会给他刺激，即使这么推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种人今天的罪恶你怎么说都不过分，你可以说他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罪该万死，他肯定是犯了死罪。但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也是从孩子的时候走过来的吗，如果回头去看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任何罪犯都是由社会造成的，社会可以不承担他现在犯下的罪恶，但是社会却不能不检讨，否则，这样的罪犯照样会层出不穷。你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是怎么说的？”
杨明打开自己的电脑：
“她说，‘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那我就要告诉社会，抓孩子小时候的抚养教育方式，这个抚养方式应该是决定人性格很关键的东西，而性格发展是决定他后来出现这些行为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黄勇犯罪就是因为看了个暴力片子，其实搞心理学的知道，暴力片只是一个导火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却不了解在那之前的东西，觉得太遥远了。我说不对，你忽略长期形成的原因，这样的人还会再出现。’而全国十佳法官、少年法庭法官尚秀云说得更明确，没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可是，贾少伟的那篇狗屁文章，把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了嫌疑人的前妻，是因为他无知呢？还是因为他轻浮呢？这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
“我还是不明白，他杀了人，你不追究他，你还能去追究他小学的老师不成？还能去追究他的父母不成？”
“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追究的，但是从社会责任上说，从社会良知上说，就有一个追究的问题，这个追究不是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而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始终不认识出现这种变态狂的社会责任，那么这种人我们永远也消灭不了，只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变态者的成长过程中，生活、家庭环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里给了他过度的母爱或父爱满足。另一种，他在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爱。这两种情况，导致他们进入社会后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要与社会发生冲突。家庭教育的正确与否，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与否至关重要。德国2002年发生了校园血案，《柏林日报》曾经发表过社论，向社会向民众发出这样的警告：‘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这种清醒的检讨态度无疑是给我们做了榜样。”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这不过是你的推断，你并没有事实来证明你的看法。”
杨明大笑起来：
“你真是高抬了我。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我一拍脑门子想出来的，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你如果有兴趣，你就看看我搜集的材料吧。”
赵小薇想起上次看了他的材料大开眼界，马上跑过去在他的电脑上看起来：
从各种案例看到，变态杀人案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监狱服刑或被行政处罚的经历。由此，有人认为，变态杀人案暴露出了中国监狱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败，是“劳而不教”。
据警方介绍，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处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盗窃被处拘役6个月；1996年，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黄勇被政府处罚过；杨新海则是在被劳教两次和劳改一次后开始杀手生涯……
然而，韩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对犯罪人实施的强制性改造，总体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员走出监狱后不再犯罪。而国外许多国家的重犯率达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监狱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服刑人员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动的，如此庞大的服刑人员，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因而，会给人一种“劳而不教”的错觉。
韩玉胜说，今天，有人说“变态杀人”者有一些是重犯，因而就将责任追究到我国的监狱改造制度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公众更应该注意到，导致这个罪犯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当他们刑满释放重归社会后，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又没有合理的谋生手段，还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杨新海案的公诉人漯河检察院副院长温国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能做的只有‘不歧视’，很难给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如果给他们安排工作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引导，可能有人专门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说，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置问题其实很为难。”（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如何应对变态犯罪者的悲剧？》）
（《光明日报》柏林5月9日电）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在德国并不是一关了之。人们认为，如果将判刑的青少年长期关在狱中，一方面会使其脱离社会，另一方面，又会受到“交叉感染”。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要对犯罪青少年进行社区矫正工作。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