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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没有。”
“不对，你有。大约三星期假期。哦，是的。”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扒拉了一番，扔给我一个黑色的塑料玩意，样子像个大号手机。
“这是什么？”
“美国人的身份芯片，具有无线电发射应答器①。他们总是想要知道他们的人在哪儿。拿着吧。如果她植入了芯片，用这个就能找到她。”
“谢谢。”
他耸耸肩，“我来自一个浪漫的国家。再说你是这个鬼地方惟一懂得品尝波恩红葡萄酒的人。”
【① 无线电发射应答器一种收到预定信号之后就开始发射信号的无线电或雷达发射接收机。】
我乘一架西伯斯克包机前往北方。通过机窗我可以看见恰卡的边界。它太大了，很难描述出它形成的地形，哪怕是个地理实体也很难形容。它像一片阴森的汪洋，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正在挤兑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它一样，有些理想太宏大了很难融入我们日常的世界，它们一旦进入掌握了世界，改变了社会，反倒把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事——关于坦血液里的东西——是真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新世界而是种新人类。所有关于我们如何生存，如何相处，如何引领我们生活的一切法则都改变了。
营地也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它们的存在让你对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蒙巴萨毫无准备。它就像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最前线。
“这么说你在找人。”黑诺·罗塔瓦那问。
在内罗毕陷落的时候他和让·保罗工作过，让说我可以信任他，但我认为他一定当我是个傻瓜，或者，最好的想法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没有难民流动。”
让·保罗提醒过我记录可能不准确，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我去了北萨布鲁，我在英国找到的坦最后的记录就是在那里。
没有她的踪迹。联合国难民署的营地负责人——一个表情冷漠个子矮小的美国女人——带我把所有的帐篷跑了个遍。我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我身后的追踪器一直没响过。那晚我躺在帐篷里，无数张脸庞浮现在我眼前。
接下来的许多天仍一无所获。
“你难道希望第一次就能中大奖吗？”黑诺对我说，这时我们正乘一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越野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前往唐图。
我在唐图要幸运些——如果这也能叫作幸运的话——坦两个月前就待在这儿，但她只待了八天就离开了。
我查看了出入难民的记录，但记录上没说她去了哪里。
“营地里也没有。”黑诺——这个严厉刻板的家伙——告诉我说。
他没法再带我去更远的地方了，但他授权让我搭乘伊斯兰红十字会的护卫车，它们要顺着北方的边界跑五百公里前往沿途的各个营地。
两周内我看到的苦难比我以为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我看到了无数挣扎求生的面孔，企求的双手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人们的命运怎么成了这样？
联合国到底解救了难民什么？
恰卡的世界真的很糟糕吗？
人的寿命变长，对疾病完全免疫，大脑发展出新阶层有什么不好？
人们能进入外星地盘，控制它，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看不见恰卡，它在南边的地平线后面，但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就好比脑袋里要是有块金属片就总能觉察到一种轻微的压力。有时，当那些浮现在眼前的脸让我昏昏欲睡时，我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味道惊醒，气味并不强烈但很清晰：麝香味、水果味，甜蜜的、性感的、温暖的。那是恰卡的味道，从南边飘过来。
帐篷——卡车——营地——帐篷，日复一目，一无所获，三周假期快用完了，我不得不安排搭车先回萨布鲁，再飞回蒙巴萨。
还剩下三天假期，于是我去了埃尔多雷特——UNECTA的维多利亚湖区中心。
这里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繁华印象，商店、旅馆、咖啡店都很热闹，但白人的长相、美国的口音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埃尔多雷特是个企业生活区①。在经过18天艰苦的营地搜寻后，这里的峡谷旅馆就像是天堂了。
【① 企业生活区：其居民依靠一家公司的经济支援来解决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小时，想让自己尽情放松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人从水池里赶了出来，除了我。我在水池里漂浮，感受着在我周围四散飞溅的雨点。
落日时分我去了营地。它们坐落在城镇的南碰，犹如一长排面对恰卡的加农炮。
我查看了记录和一些表格。没有坦德莱奥·柏。我就随便走了走，又去了另一个营地。
经过了反复的从希望到失望，任何人都会变得对痛苦无动于衷了。有时你必须这样，你住进大饭店，在游泳池游泳，在你离开前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在营地里你又不得不看着那些脸，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面孑L背后的故事。我想只有最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救济难民的工作。
我在这些面孔前来回走动，在两排帐篷间停下。我记起让·保罗给我的小玩具。我把那个“大号手机”拿了出来，指示灯闪烁着绿色的亮光，显示屏上有字：已锁定。
我激动得差点把它摔在地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仿佛脑袋上中了一枪，我忘记了呼吸，世界在天旋地转。我那颤抖的手指没法按键看详细内容。于是我沿着一排帐篷跑，边跑边看着数字图像。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该向北向东走多少米。方向错了。我折回来，迅速移动到下一排帐篷把仪器对准东面。各项数字正在不断减小。我偏过一点，读数上升了。再回过来，读数又下降了。对，这排。就是这排。
我在微弱的光线下觑视着。在远处尽头有一群人站在帐篷外的一盏黄色油灯边聊天。我开始奔跑，眼睛不时看看追踪器。我被绳子绊倒，踢到了罐头，跨过孩子，向撞上的一个老婆婆说抱歉。
数字在滴答声下降，35、30、25米……我能看见那群人中的一个身影——背对着我，穿着紫色的战斗服。东面零度，再向北面20、18……娇小的身材，女性——12、10——头发像柔软的刺耸立着——8——6——数字停留在了4上。我迈不开步子，浑身颤栗着说不了话。
那身影感觉到了我，慢慢转了过来。黄色的灯光照耀着她。
“坦。”我叫道。我在那张脸上看到了瞬间变幻的无数种心情。她向我跑过来，追踪器掉在了地上，我一下举起她把她搂在怀里，我没说一句话，其他人也默默无语，我想没人能说出我现在的感受。
现在我们的生活、故事、地点又汇集在一起了，我的故事也快接近尾声了。
第十二章
我相信感觉能把时空上分开的俩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唯一能解释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在营地，在我转身看到他之前——我就知道是肖恩。他来找我，而且找到了我。我告诉你，另一个人为你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你能感受到。我看见他时就好像世界已经宣布了对我的判决，但突然他出现说：不，我现在要打破它们，为了你，坦德莱奥，因为这样让我高兴。他总是令人意外，他就在那儿，改变了我自以为了解的所有事。
那么多快乐的泪水，那么多辛酸的欢笑。
他带我回到他住的旅馆。他去大堂取电子锁卡，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只是不敢说。吧台边的白人也转过身盯着我看。他们很清楚我穿的衣服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他带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啤酒。那天晚上有场暴风雨——大多数晚上都会有场暴雨，雷雨总是聚集在南帝山西边的高地乡村上空。闪电在云层间蜿蜒，远处的雷鸣把放在铁制茶几上的啤酒瓶震得当啷作响。我告诉肖恩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怎么过活。
故事很长，等我把故事讲完，天空已经放晴，新一天的黎明已经来临。我们谈了各自的生活还有对方的经历。
最后他提出了问题。他有很多疑惑。
“是的，我想，这就像从前护送奴隶逃亡的地下组织。”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仍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让人们进去？”
“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可以在那建立整个社会而不需要他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挑战了他们相信的所有事。这是创世纪——我们进入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哲学，没有信仰的地方。买来材料只需看着材料自己生长。就是这样。人们认为我们在一千年后才能进入高科技时代？不，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路。我告诉你，我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理想、政治、哲学。它们都在那。那是像摩天大楼一样庞大的信息存储银行，修恩。不只是我们的历史。你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人，其他种类。你可以进入他们的头脑，变成他们，过他们的生活，通过他们的感觉看事物。我们不是第一个。我们只是一条长链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它的结束。世界将属于我们，我们将像电脑控制信息一样轻易地控制现实物理世界。”
“该死，你们难道不怕联合国……你吓着我了，坦！”
我特别爱听他叫我坦，意思是我的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
然后他问：“你的家人呢？”
“小蛋在一个叫基兰敦的地方。她是个织工，那里全住着织工，她编织漂亮的锦缎。我常去看她。”
“那你的父母呢？”
“我会找到他们的。”
但对他的大多数问题我只回答：“来吧，我会带你看看的。”我最后说的这句话让他愣了一下，像是被击中了一样。
“你是认真的？”
“为什么不？你曾带我去你的家。现在让我带你看看我的家。”
他抱起我。
“我喜欢你穿这件战斗服的样子。”他说。
我们常大笑着回忆起已经忘记的往事。我们慢慢擦拭着蒙尘已久的记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清洁工打开我们的房门，快乐的笑声轻轻荡漾了出来。
肖恩曾告诉我英国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基督教带着“为什么”统治了英国一千年。建造大教堂，发明科学，创作戏剧，发现新大陆，开始商业，人们对于发展带着惶恐的疑问：“为什么？”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给予了回答：“为什么不？”
我能理解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想法，为什么不？只有金钱利益，尔虞我诈，一个陈旧阴暗的城市，一个晦暗、腐朽、濒临死亡的世界，一个没有希望犹如死水的安全世界。而这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我们在为它一百万年后的未来做建设。可以设计一千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它们不管用，就把它们像黏土一样揉捏起来重新再开始。
我没有催促肖恩回答。他和我一样明白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决定的事。要么失去一个世界，要么失去彼此。这不是你能在一天里决定得了的选择。所以我只管在旅馆里尽情享受。
一天我泡了个长长的澡——旅馆的浴室很大，有许多免费的东西可以享用，所以我就没什么顾忌地奢侈了一回。我听见肖恩拿起了话筒。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说了很久。
等我从浴室出来，他把电话搁在身边腰挺得笔直，很正式地坐在床沿。
“我给让·保罗打了电话。”他说，“我辞职了。”
两天后，我们出发乘马他图前往恰卡。那天正好学校放假，标致汽车站忙着把孩子们送回家。孩子们在车厢里精力充沛也很吵闹。他们用眼角窥视我们然后弯下腰交头接耳。肖恩注意到了这点。 “他们在谈论你。”肖恩说。 “他们知道我是谁，干什么的。”
一个穿着黑白校服的女生听懂了我们的英文。她瞟了肖恩一眼。“她是个战士。”她告诉他，“她在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大多数孩子在卡普萨伯特下了车换乘其他的马他图，我们的小巴士则直接进入南帝山的心脏地带。那是个坐落在高处绿色环抱的乡村，有点像肖恩的英格兰。我让司机在一个画了大叉的金属牌旁停下来，这标志表示有些旧路不通了。
“现在干什么？”肖恩问。他坐在一个小包裹上，里面是我允许他能带上的所有家当。
“现在，我们等着。不会很长时间的。”
等待期间有20辆轿车开过这条泥泞的红土路，还过去了两部卡车，一辆乡村客车，以及医疗护送车队。
最后，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像幻影一样出现在马路对面黑蒙蒙的树林间：麦吉、内奥米、汉密德。他们扬了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