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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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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精辟概括。但是,由于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得不够经常,成效性不够强,许多青少年不大了解日本对我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罪行,对其严重的危害性,更是缺乏认识。    
    抗日老战士、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峰同志任名誉主任、齐红深研究员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经过八十多位专家学者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搜集整理出一千多位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三千多件历史图片及实物。这是即将随风而逝、不能再生的文化遗存,是中国民众对“二战”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真实记录。    
    口述者都是在1890—1934年间出生的,在日本侵华时期,生活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台湾、香港等沦陷区。当时,多数是各种学校的学生或教师,也有日伪政权的教育行政官员或其他有关人士。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对华进行教育侵略的罪行。内容包括教育方针、政策、制度、规模、学校设置、管理、课程、教材、“勤劳奉仕”、军事训练、校内外活动、教学方法、师生关系、食宿衣着、心理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军事政治、社会文化、风俗民情等等。    
    课题组采访的口述者在民族、党派、职业、地域等方面的分布相当广泛。既有教师、干部、医生、记者、科研人员,也有工人、农民、军人、警察;既有共产党的各级负责同志,也有国民党党员、各民主党派的成员、非党派人士;还有长期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广泛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反映在记忆内容和态度变化上的轨迹,表现出了口述历史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也提高了从文化学、社会学视角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序言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课题组搜集的历史照片和实物照片,有些是由口述者本人捐献的,多数是多年来齐红深同志个人自费搜购的。这些历史遗物与口述历史相配合,再现了一部活生生的日本侵华史。    
    时至战后60年的今天,日本仍有些人将殖民地教育当作“二战”的闪光点加以宣扬。该课题组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纪录整理的饱含血泪的口述历史,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掩盖、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有力回答。    
    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达到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的目的,妄图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教育的罪行,对于防止复活军国主义,促进中日友好;对于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对于不忘国耻、“发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年龄都已经很大,多数同志身体很差。他们克服许多困难,接受访谈,回忆历史。为的是告诫子孙后代,要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这种精神十分感人。促使该课题组的全体成员知难而进,义无反顾地完成研究任务。值得欣慰的是,这项全国最大规模的搜集日本侵华证人、证言、证物的民间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老年报等二百多家报刊杂志和互联网都进行过报道,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多次进行报道。由于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对于日本侵华历史的态度,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专家组鉴定指出:“本项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这是对他们创造性劳动的恰当评价。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编委会把老一辈担心会被子孙后代遗忘的历史记忆复制下来,使其传播开去,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我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由日本霸占。我在少年时代,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南满铁路就在山后村西经过,我们家的菜地紧挨着铁路。乡亲们到村西种地,经过铁路时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所以,我不仅和这些口述历史的人们是同龄人,而且有着同样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在我走到百岁人生的时候,能够为这样一套具有重大而严肃历史价值的大型丛书作序,感到十分荣幸。因为他们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努力方向。    
    2004年 4月 18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日本侵华第二战场

    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教育侵略是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而产生和进行的。教育侵略不仅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教育侵略的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本的教育侵略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随着日本侵华的范围、规模日益扩大,其殖民地教育也日渐扩大和完备。在这整个过程中,尽管教育侵略在为扩大殖民地、巩固殖民统治服务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具体政策、策略、方法也是有所不同和日臻完备的。    
    清末民初对华教育渗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一个浓厚封建性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1890年由明治天皇颁布了作为教育总纲领的《教育敕语》,把封建忠孝道德和皇权思想统一于实现军国主义的无限欲望中。在觊觎中国领土的同时,以《教育敕语》为基本理念,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教育文化渗透,积极地为侵略扩张做准备。清政府在“教育近代化不应影响国家的社会性质,留学日本不应带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王桂主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的心态下,把学习日本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样,中、日两国就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建立了教育交流的特殊关系。    
    成立东亚同文会    
    1880年3月9日,日本成立了兴亚会。它是日本最早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学术团体,并创办了一所中国语学校。1884年,日本在上海创办东洋学堂。1897年4月,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东京成立了东亚会,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推翻清朝统治。1898年6月,又在东京成立同文会,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问题;在东京发行杂志,在上海设会馆,创办学校。不久,东亚会与同文会达成协议,在“保全清国”的基础上合并为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的作用主要是:    
    1培养人才。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学校,其培养目标:一是招收中国学生,“开发中国人风气”;二是招收日本学生,培养他们到中国工作的能力。而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到20世纪初为止,先后创办了福州的东文学社(1898年),泉州的彰化学堂(1898年),漳州的中正学堂(1899年),厦门的东亚书院(1900年),南京的同文书院(1900年,后迁到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为高等教育性质),天津的中日学校(1901年),汉口的江汉中学(1902年)等。这些学校每年都有来自日本的学生。据《教育杂志》第二期(1910年)第九号记载:“日人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馆,将及十年。其历次毕业诸生,多习华语,易华服。潜入我国内地,或考察军政,或调查实业,必期有所得以去。本年在该国被选送入东亚同文馆学生82名,已于西历8月间由东京启程来华。”    
    2从事宣传工作。东亚同文会出版《支那省别全志》刊物,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日本定期举办讲演会,宣讲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便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熟悉中国。    
    3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咨询。东亚同文会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收集大量资料,多次拟定对华政策设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吸引中国留学生和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等,东亚同文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亚同文会的活动贯穿在日本侵华教育的全过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于1946年3月宣布解散。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吸引中国学生留日

    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游说张之洞;1899年5月18日,陆军大臣福岛安正在南京游说刘坤一,1905年,儿玉源太郎在沈阳游说赵尔巽,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以增进所谓友谊提携,为中国造就人才。1898年,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发出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邀请信。信中说,“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留日。他还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议中国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的具体事宜。1898年8月20日,日本发行的《太阳》杂志(第4卷第17号)刊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的文章《关于中国留学生》,称:“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页。可以说,日本有些人士从中日友好的前提出发,其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但一些日本政客在吸引中国学生问题上所进行努力的目的,是要为“日本将来在战胜地区发展教育”打下基础。平野健一郎《日本在满洲的教育政策》,载《辽宁教育史志》1992年第二辑。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诱导和中国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化教育的需要,中国学生留日高潮迅速形成。此后几年间,留日人数迅猛增加,到1906年,达12000人。另据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至1938年的42年间,留日学生人数达9万余人。    
    日本政府采取吸引留日学生的政策,深藏着笼络清政府、消弭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及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意图。如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习自然科学者,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习法政者,“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代》,载《成城文艺》第46期。当时,日本早稻田大学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青柳笃恒也直言不讳地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表面上打的招牌是支持清政府的教育,培养人才,实则内含着进行文化渗透和培植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意图。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自身发展和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限,还受到来自俄国和欧美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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