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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
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说：“准许。”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欧阳雪发言：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丁元英发言：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传授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蒋律师提问道：“欧阳小姐，格律诗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你作为格律诗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我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丁元英在会议上说，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他还说，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农户必须如何如何。显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是在下达命令。我再请问，股东和农户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的手里是不是一盘棋？”
欧阳雪答道：“第一个问题，公司有大事我会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第二个问题，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力，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要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是一盘棋，他既得考虑农户的前途也得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所以，丁元英让农户和公司既从
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还得把公司搭进去。“
蒋律师说：“刚才农户说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这样。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因为彼更违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以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没有格律诗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就没有王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诗公司产品生产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没有公司的订单，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格律诗公司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惯倡导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肖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道：“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律师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只得再次歉意地说：“对不起，口误，我收回刚才的那句话。”
肖亚文说：“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贵公司从1997年拿到乐圣旗舰套件到1998年一直在生产，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低价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农民了，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可悲的是，贵公司拿到了好处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肖亚文说：“本公司无意昭示扶贫的意图，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榨取，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我向你忏悔，向你学习。”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希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他本来没有参加，只是案情发生了逆转之后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从开庭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发言，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他注意到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反而会成了格律诗公司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正欲开口的蒋律师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从容地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坦率地说，我作为一名律师从接到这个案子就没敢对胜诉抱有幻想，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哪项条款能触及到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应该是格律诗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丁元英先生，而我们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去证明王庙村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不正当竞争。”
阎律师的话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有人相互低声议论，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记者的照相机纷纷对准肖亚文噼里啪啦一阵拍照，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与道义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后法庭又恢复了平静，阎律师继续发言：“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我们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从穷人身上获取能量、蒸发诉讼主体、过滤法律和社会责任。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逼迫乐圣公司屈从，获取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王庙村的箱体和生产基地。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从既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给王庙村，没有选择，只能屈从。丁先生给王庙村发了一回善心，就从乐圣公司割掉箱体生产给王庙村，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乐圣公司的直接损失就是600万。这叫什么？这叫杀富济贫！强盗能抢多少？抢完了得杀头坐牢，丁先生心怀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肖亚文气愤地站起来说：“抗议！这是恶意贬损他人名誉，且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看了看阎律师，语调复杂地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言辞，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阎律师答道：“好的，我改正。”然后继续发言道：“在Hi—Fi音响市场，乐圣是
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
肖亚文起身反驳道：“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一直保持沉默的乐圣公司总经理赵青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说道：“肖小姐，市场价格竞争的法则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没有选择。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如果法庭的判决证明我们对法律和道义有误解，我向你们忏悔，向你们学习。”
看到这里，林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