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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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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

  康熙对汤斌的评论也不一致,时好时坏,曾说: “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指孙奇逢)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以后又说: “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又说: “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康熙帝认为他言行并不一致。当时徐乾学等人在康熙帝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帝难免受蒙蔽。君主对大臣的了解从来都是不全面的。做皇帝的,要想不被蒙蔽是不可能的,要想得到“真知”更是不可能的。

  就在康熙帝离京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中午,汤斌在某官吏家饮茶回家后,忽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便死了。人们怀疑他是中毒死的,是徐乾学还是明珠下的手,不得而知。同僚们去他家中吊唁,见他躺在板床上,上着敝衣蓝袄,下穿褐色布裤,检点遗物,除了一些书籍,只有白银八两,连棺材也买不起,还是同僚赠二十两银子,才得以出殡。这件事正发生在九月,应验了他的梦。

  汤斌治程朱理学,亦不废王阳明之心学,倡导“身体力行”。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还在谆谆教导两个儿子说: “孟子有言,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会合乎圣人大道。如果只是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外表看来是道学,其实只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而已,于人于己,皆无益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咽气了。有人诋毁汤斌是“伪道学”,其实,如果士大夫都能如汤斌这样洁己奉公,为民请命,又何至于天下事败坏得不可收拾?汤斌做官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国家一品大员,如此清贫,可见他操守之严,怎么能说是“伪道学”呢? 






 
保护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也是一位既讲理论又有实践的理学清官。康熙帝对于清官总是尽量加以保护。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治程朱理学,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候补中书。以《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诸书为入圣门的必修课,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很欣赏他的才能,特意向皇上引荐他协助修河,他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因劳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张伯行以外吏起家,他做官清正,然而要做清官,很不容易。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正遇灾荒。他倾家财买米、买棉衣分发给饥饿及冻馁者。不久皇上有旨赈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这时,有人弹劾他擅自动用官仓米谷数万石。张伯行上书申辩说,赈济灾民乃是尊奉恩旨,决非擅自动用;开仓发粮,乃是广布皇恩,非为一己邀誉;饥民户口皆可查考,非敢自肥,难道可以坐视各州县灾民流离死亡而不救?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如果说赈济灾民有罪,那么将来山东各官都以此为戒,把官仓粮米看得比百姓生命更重,其危害就不可言了。

  张伯行此疏说到了为官的根本处,当官为民做主,才是本分,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康熙帝颇能明辨是非,并没有怪罪张伯行。他对清官一向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扶正压邪,发现清官后无不提拔重用。他亲自保举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了福建又遇上旱灾,他又力请捐粮赈济,使人民度过饥荒。恐怕在任何时候,灾荒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官府收税地主收租如狼似虎,单说那奸商就可恶得很。他们先大量收购粮食,再把粮食卖到外省,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之后,然后抬高粮价,大赚一笔。他们从饥荒之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很聪明,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太缺德。张伯行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每年都派官吏去外省买粮,并严禁粮食出口,有力地打击了粮商的投机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终其一任,福建无饥荒。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祸。

  张伯行认为,治民当以养成为先,以教化为本。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百姓没有饭吃不行,但是温饱之后必须教化,否则与禽兽无异,社会依旧动乱。他曾在家乡讲学多年,本来不欲出仕,打算以讲学终老,为官后仍然悉心学问。他在山东时就捐资创建了临清的清渊书院、夏镇的夏镇书院,并修复了济阳旧有的书院,广招士子。闲暇时,他经常到书院与士子讲论学问。这时候他仍然留心河务,并将治河心得写成《居济一得》一书。他认为: 治河在于得人,治河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在福建任上,他又于福州九仙山麓建立了鳌峰书院,捐出自家的藏书一千多卷,并广招儒士,搜集先儒文集,校订刊印,使理学复明,令士子振奋。

  不久,张伯行升迁江宁(南京)按察使,有人提醒他,新官上任时,按规矩要送上司礼金。他说: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随后他再升至江苏巡抚。由于他“操守极清”,大张纲纪,摧抑污吏,很快就与两江总督大贪官噶礼发生尖锐冲突。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苏省乡试,考官与总督噶礼受贿舞弊,发榜之后,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着财神爷游行至孔庙,供奉于明伦堂,以示抗议。

  康熙帝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由于有噶礼牵涉在其中,迟迟不能定案。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愤而疏参噶礼,告他在科场案中,以白银五十万两,徇私贿买举人,并专门打击守正不阿的清官,包庇秽迹昭彰的逢迎趋附者。噶礼倒打一耙,参张伯行“七大罪状”。

  康熙帝将此案先后交由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审理。除张鹏翮外,三人皆袒护噶礼。因为他是满洲贵族,无德而小有才能,所以做到两江总督。由满洲贵族把持大权,是清廷为了保证大清的江山不被汉人夺走的一项基本措施。一般来说,满汉官员发生矛盾,汉人总是遭受打击迫害。噶礼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因与太原知府赵凤诏勾结,私征加派,贪得无厌,虐吏害民而屡遭御史弹劾,都因为康熙帝的偏袒而得以官运亨通。弹劾他的御史则以诬告罪被革职。有了前车之鉴,他们当然袒护噶礼,打击张伯行,照老规矩办就是了。这是官场做事的技巧,也是造成官场贪风炽烈的原因。

  如果换了另一人与噶礼互参,一定是自讨苦吃,可是这个张伯行与众不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康熙帝下江南,降旨命督抚荐举贤官能员,张伯行未被荐举,康熙帝亲自举荐,盛赞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他对官员们说: “你们为何不保举张伯行?朕来保举,将来居官好,天下人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人笑朕不识人。”张伯行所以敢于参劾他的顶头上司,也许正是利用了康熙帝的这句话。如果康熙帝这次再袒护噶礼,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四位尚书、总督大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因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不能不明确表态了,他说: “噶礼的操守朕是不信任的,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盘剥一半了。当年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可是朕阅其诗,其中并无谬语。他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护驾时,朕试他骑射俱好。若令噶礼与之比武,定不能及。朕于是已心疑噶礼,二人互参一案,朕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次无异,尔等应能体会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君子无所疑惧,天下太平。”

  当初,噶礼诬告苏州知府陈鹏年,说陈鹏年所作的《重游虎丘诗》是反诗,康熙帝派刑部尚书张鹏翮查处此事,张鹏翮秉公办事,称噶礼是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噶礼大怒,扬言: “张鹏翮若不给我面子,惹急了我,我就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张鹏翮的儿子,恰系噶礼的部下。张鹏翮不为所动,仍然大胆揭发的噶礼恶行,为陈鹏年主持公道。然而大臣再议时,仍不愿承认偏袒了噶礼,为了搞平衡就把张伯行拉来陪绑,两人一起革职,理由是: 二人相互讦参,有失大臣体。

  当张伯行罢官之日,扬州士民罢市聚哭,万人空巷来送张伯行回苏州。苏州等郡的士民也举行罢市抗议。百姓送果菜给张伯行,他坚辞不收。士民哭道: “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为了安慰百姓,他收下了一块豆腐干和一束鲜菜。张伯行由水路回苏州,沿江数万人护送,到了苏州,百姓又纷纷送来蔬菜水果。

  不得已,康熙帝亲自干预此案。他说: “从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极五十余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必公心处之。观近日外官,满洲所参,大抵皆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朕悉据理处断,并无偏袒。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实。朕巡河工时,适彼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语云: ‘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然后天下久安。’又云: ‘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缺少才具。噶礼虽才具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在康熙帝看来,论才能,噶礼胜过张伯行。当年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战役中,噶礼因运粮迅速,受到康熙帝赏识,不到三年授山西巡抚。可是康熙帝更重视清廉。康熙帝对“廉”与“能”关系的认识颇清,最终使清官得以扬眉吐气。江苏士民闻讯,奔走欢呼,如逢节日,家家贴红幅,皆书“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康熙帝爱护清官,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康熙帝对噶礼的人品始终有疑问,有一次他向噶礼的母亲询问噶礼的情况,噶礼的母亲揭发了儿子贪赃枉法的罪行,噶礼丧心病狂,竟然要鸩杀老母。事发后,被康熙帝赐命自尽。不久,当年与噶礼勾结盘剥百姓的酷吏赵凤诏也倒霉了,被判斩决,明显是因为两人有过那段关系的缘故。

  在封建官场中,即使是整治贪官,也往往成为官吏之间相互倾轧的一种手段,或皇帝用以证明自己高明的手段,反贪固然是为了政治清明,但是纯粹为了政治清明而反贪的事却不多见。一般情况是才胜于德者,往往比德胜于才者更受重视。贪官被整治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贪腐,而是由于皇帝对他的认识不佳。人类认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什么?古人以为主要取决于人心,即人心的光明磊落与否。因为康熙帝自己就注重修身,所以对于清官多有保全。但是像康熙帝这样自觉地以“公心处之”的皇帝也难免庇护贪官。可见做清官极其不易,非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坚强的意志决不能做到。

  清初,政治相对清明,理学盛行,是一大原因,凡理学名臣,莫不是清官。于成龙即曾被康熙帝誉之为“理学之真者”。史称于成龙“素以帖括无益经济,遂专攻经史之学,于程朱源流尤多发明,为诸生时已负大儒之望”。张伯行更是当时名儒,他一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后,不去做官而归乡闭门读书,这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少有。他辟园筑屋,陈书数千卷,凡天文、地理、医卜、农圃以及佛、老之说,靡不涉猎。他在园中苦研七年,一生之中先后纂辑诸儒经典《续近思录》等上百种。他著述颇勤,有《困学录》等著作数十卷。理学主张“知源于行”,康熙帝强调“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得益于所学”。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清官之所以备受康熙帝赏识,正在于他们的穷理知性与伦理涵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如此之真知灼见去指导治理地方的工作,自然会收到实际成效了。如一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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