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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正是运用当年魏裔介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代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赶往荆州防守。时人都佩服魏裔介的远见卓识。可是，魏裔介始终没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谋，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于康熙帝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治，严行赏罚，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他自捐银8万余两。澎湖之战前夕，他昼夜赶修战船，竭力筹措粮饷，将自家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首饰等物，悉数捐出，以供军需。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吴三桂之乱，收复台湾，姚启圣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扬。
由于施琅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清军攻克澎湖后，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私事”在皇帝面前进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康熙帝当然深信自己身边的侍卫，因为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正确。同时，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因此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1067页）。这些说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对姚启圣的评价。康熙帝喜欢亲自召见大臣，为什么康熙帝在从未召见姚启圣的情况下，就对姚启圣下此断语？显然有失公正。
收复台湾后，姚启圣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的主张。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都是切中时政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着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页）。时隔数月，康熙帝于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建议相同的谕旨。同年，康熙帝赞扬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被停其“议叙之旨”，这真是令姚启圣寒透了心。他心情郁闷，疽病复发，于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为保证君权不被侵犯，严禁臣僚“越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皇帝就兼决策与执行权于一身，成为专制极权的化身。康熙帝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对君权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说自己“岂肯以大权授人”？那么，大臣有什么权力呢？只有出谋划策和具体执行的权力。
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厌恶大臣专权。他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益？”（《康熙圣训》卷四四）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贵，因为“能”与“专权好胜”可以画等号，即使是为国分忧，也是“遂其私意”，所谓“于国家何益”可解读为“于皇权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认为刑部郎中宫梦熊行止不端，胆大执拗，恐其“留在部内，必致紊乱”，特令革退，并说，部院内复有如此等人，着即参奏。次年，户部尚书赵申乔欲变成例，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乎？”（《康熙起居注》第三册）能臣要有所作为，往往被视为自行其是。
康熙帝为政崇尚宽大的同时，也竭力强化君权一揽。如臣僚中有奏请颁行恩诏者，往往被视为越职，而予以斥责。例如，二十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大颁恩诏。康熙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徐元文是“沽名市恩”。（《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也就是说，徐要在老百姓面前买好，使自己成为“皇恩浩荡”的背景。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礼科给事中郑显以平定噶尔丹，请颁赦诏，康熙说： “凡颁赦诏，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郑显妄以诏款陈奏，念其本系言官，特从宽处理，着大学士等严厉训斥之。”（《康熙圣训》卷二四）臣子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罪呢？因为这样一来就使皇帝处于被动的地位上了。好事要皇帝自起，美誉要归皇帝享有，在这里面不允许有臣子一丝一毫的影响力。好事好话不允许臣民发自良心而为之，要由君上提出来。所谓“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皇帝怕的是“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皇帝有这种心态，好事自然也就没有人主动去做了。
第四，监督地方官员，创立密折制度。
皇帝要独揽大权，防止臣僚僭越，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防范、监督、控制机制。当时，清廷沿用明朝的方法考察官吏，有京察、大计、军政等方式。京察是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计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康熙帝经常接见文武官员，通过谈话，察言观色，又往往亲自验看武官骑射，想方设法了解实际情况，可惜这都只能是表面观察。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连表面观察也没有。康熙帝说： “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后期，吏治松弛，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强化控制，必须掌握真实情况，密折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起初，密折只是皇帝的特别耳目。密折是不经内阁而直达御前的、非程序化的小报告。
康熙五十一年，发生江南科场案，督抚互讦，震惊全国。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贿卖举人，收取银两。噶礼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康熙帝派大员审理此案。他们鉴于上次噶礼被参，而康熙帝宽容噶礼，反坐参劾者的教训，照例依然偏袒噶礼。不知此次却又不然，康熙帝也许是要弥补上次的错误，一定要秉公执法。既然正常渠道无法畅通，只好开辟二渠道。康熙帝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审案实情，以及江南群众的舆论，噶礼与张伯行的动态等，然后密折上奏。当时，主考官为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发榜后，苏郡中试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诸生哗然，千余人聚集苏州玄妙观。有人写对联讽刺两位主考道：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又有人以纸糊“贡院”之匾，改为“卖完”。诸生认为，是赵晋与噶礼共同贿买关节。噶礼以谋反罪名逮捕诸生首领。此事使人想起顺治朝的士人哭庙抗议贪官事件，那次事件以金圣叹等人的被杀头而告结束。一时，贪官污吏，大受鼓励，三尺小儿，皆叹不平。
康熙帝得到密折，了解了情况，使他得出了审案大臣偏袒噶礼的结论，从而做出了严惩噶礼的决定。皇帝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不再因为官官相护而堵塞。有些问题通过主渠道难以查清的，经过密奏之二渠道就清楚了。康熙帝认为允许密奏有利于约束官吏：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身反省矣”。（《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如此一来，密折的形式就是不可或缺，密折的精神更是牢不可破。非程序化的密折当然有好处，犹今日非程序化的电话窃听，再民主的政府也离不开它。
又如江南三江口及山东地方，盐枭横行，致使官盐壅塞，商旅受害。而当地军政官员并无一人据实奏闻，又是织造曹寅、李煦上密折启奏。康熙帝闻奏后，钦派禁旅，清除盐枭。康熙帝尝到了密折的甜头，就把密折权进一步扩大。有些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复命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有的钦差可专折密奏；因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地为非作歹者，又给予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两者相互制约。康熙帝说：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
这些都是康熙帝的法家思想在吏治方面的表现。
第五，亲自考察地方。
康熙帝除了多次下江南，也常常巡狩北方。康熙帝出巡与秦始皇或乾隆帝出巡不同，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下情。他对随行的翰林学士高士奇说： “上下不通是帝王为政之大忌。明朝失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祯帝居于深宫不了解地方，不了解下情，造成君臣隔膜，君民不通，以致最终失国。李闯打到了京郊昌平县，他尚全然不知，何等荒唐。”
高士奇说： “为君者要明了天下大事，百官要了解民情，就不可不经常深入地方，庶可使上下畅通。”在一个专制时代，要做到上下畅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却无人向康熙帝报告，他出巡时见到饿殍遍野，感慨地说： “日居深宫，天下大灾都不知”。
处在地方的官吏，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敢于为非作歹，百姓无处申冤。对于皇帝来说，有了密折制度，再适当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达”。有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总比少了解情况好，对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了如指掌，也总比完全被蒙在鼓里好。
今日的影视作品常常戏说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访。其实，康熙帝最反对微服私访。他说：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康熙起居注》第三册）“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远胜于微行私访。出巡也有利于亲自考察民情和官民关系。皇帝出巡，浪费钱财无数，皇帝久居宫中，又不能了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对清官宋荦大加赞扬，说： “朕到此，无一人说尔不好，尔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体。”
中国历史上如康熙帝这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见的，康熙帝常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其实，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难。封建时代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官吏的升迁与否，完全由上司决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门心思只求讨好上司，而不顾百姓死活。其实皇帝心中很明白，鉴别官吏良莠的途径很简单，只要向百姓一询问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简单，那么皇帝为什么不常常听取百姓的意见以评选官员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允许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时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于个人的学养和性格而有很大区别。康、雍、乾之朝，这三个皇帝对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较愿意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考察官吏的清廉与否。雍正帝则是派员巡察和实行密折制度来监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则不然，多以主观好恶为标准，除了兴文字狱超过康、雍二朝之外，对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术的几个重点。不要以为康熙帝服膺理学儒术就会拒绝使用法家的君术，也不应该把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权术简单地对立，或把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正如前面说过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杨与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法家思想（君权一揽）与儒家思想（君逸臣劳）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而定优劣。具体情况适合用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权不必与相权相矛盾，而是相互促进，这种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这显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则不然，过于强调人性之恶。确实许多情况下人就是不自觉，非严治不可，但是以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类的前途就没有一点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与儒家两手都有，两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却不容易，中国历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
整肃帝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