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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臣选君”这一原始的方式比儒家的宗法制度高明得多，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永远是国家政治的核心。中国的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主要在于宗法制度，而重农抑商或八股取士，轻视自然科学等等原因倒还在其次。
按照满洲的惯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后，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新君继位，如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的，顺治在世时，康熙也并非太子，而是顺治临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继位的。福临死时只有24岁，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他共有八个儿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选三子玄烨。他征求洋人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已经出过水痘，不至于夭折。因为这个理由，玄烨就做了皇帝。对这种偶然性的解释，只能说是天意了。
可惜，康熙帝吸收汉儒文化后放弃了满洲传统，也许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训，他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自己年仅22岁时就按照汉人立嫡长子的制度，册立了不到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势力。许多大臣出于将来利益的考虑，靠拢趋奉皇太子，结成了太子党。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威胁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是大学士索额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仪注，在索额图的授意下尚书萨穆哈将太子的拜褥与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栏内，康熙为此十分不快，说： “太子与皇帝应有所区别，不可违礼。”命将太子的拜褥移至栏外。事后萨穆哈请求将此事明确记录入档，其实不必他请求，此事也会记入《起居注》，他惟恐史官不记，日后太子登基会提起旧事，治他的罪。康熙帝由此感到太子党人的威胁，于是开始整治太子党，先对索额图下手，将其逮捕诛杀，两次废除太子，最终将预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帝是清朝惟一的一个搞公开册立嗣君的皇帝，这又是他遇到的最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因为废立太子的事情，搞得他心力交瘁，许多本来应办之事都耽误了。如面对西北地方政权坐大的形势，朝廷不能及时处理，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叹息说： 我老了，要是年轻，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的晚年，吏治废弛，国家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他所立的太子趁他老迈之时加紧夺权，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又各立门户，结党蓄势，明争暗斗，加剧了政治危机。这就是预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帝需要认真吸取教训之处。
有了康熙朝预立太子而朝政愈乱的教训，雍正帝决定不再按汉人的宗法制度办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诏宣布： 大清朝的皇位继承，自此以后改用“密建皇储”之法。所谓“密建皇储”，即是由在位皇帝从皇子中物色一人做自己的继承人，被选之人不论长 、幼 、嫡 、庶，只要他的品行和才能堪当大任，就可入选。入选之后，并不公开，还须继续考察，必要时可以更换。选定皇储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们不得建言推举，甚至也不许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来影响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新的立储之法。他说： “当年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之状，难以描述。如今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周密详慎，现在不可举行。然而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先筹划。现在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顺治）皇帝御书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朕另备一份密旨，随身携带，以作勘对之用。诸王大臣都应知悉，也许这个继嗣文书收藏数十年也不一定。”继嗣文书上所定的储君是谁，除了皇帝之外，大家都不知道。要等到在位皇帝临死之前或驾崩之后，才将密旨公布，储君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工之位，如有抗旨不遵者，应予严厉制裁。
雍正帝问：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称： “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布明旨，臣下惟当谨遵圣旨，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有异议？”雍正帝表示满意，然后令众臣退出，但是留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大臣）数人，当面将圣旨装入锦匣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密建储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乾隆至嘉庆，再至道光，再至咸丰，一百余年来执行密建制，没有出现汉人皇权交替时常有的那些弊病。既无兄弟夺位之举，也没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的皇帝们与明朝的皇帝们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明朝的皇帝远远不及清朝的皇帝。撇开才干不谈，仅就品性而论，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明白事理之外，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冥顽不灵，昏庸残暴。中国历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这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头脑清楚又工作勤奋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关键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过太子，最后还是废掉了。秘密建储，使皇子们地位一律平等，不论长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干的优异来赢得皇储的资格。这就避免了皇长子以天然的储君自居，因为没有竞争，而不求进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顽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时也避免了产生太子党，从而威胁皇帝地位的局面。
汉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虑——要求稳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以不公正来求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历史早已证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动乱的祸根。密建储君之法，吸收了满族“以臣选君”办法中不以嫡长子为惟一的候选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干争取候选。诸皇子为了日后能登大位，必须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虽然皇子们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样，小机智，但必竟是伪善（人能伪善也算有是非之心），绝不会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聩狂暴，而无可“选择”之事。
乾隆帝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乃父密建储君之法不太满意，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还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实际做这件事，他只是提前逊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或诸皇子争储位等弊病。以人品学识为资本来竞争权力，在封建社会是很理性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尚贤”的文化传统。在封建时代，还没有其他更高明的“选君”办法，因此雍正帝创建“密建储君”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算做相当进步的一项改革。
年羹尧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亲的典型表现是过分宠爱隆科多、年羹尧，宠爱势必纵容，臣子坐大，也就成为权臣，不可避免要威胁到皇权，于是转向另一极端。
年羹尧（？~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年羹尧是文武双全，诗文书法俱佳。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还大几岁，也有比雍正帝小一岁的说法。他们是郎舅之亲，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称年贵妃）。雍正帝与年羹尧私交甚厚，二人关系有超越君臣之处。康熙末年，年羹尧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出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雍正帝夺嫡成功，年羹尧有钳制胤禵之功。虽然这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总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清世宗实录》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条）。这样就使延信抚远大将军的西北军事指挥权也隶属于年羹尧。雍正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 “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往青海讨平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年羹尧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兼预云南政事。一时，年羹尧称霸一方，俨然成为一个割据势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尧进京，说： “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可见当时雍正帝决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参与谋划。年羹尧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又远在西北边陲，而朝中重要政务雍正帝必与之商讨、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年羹尧俨然宰辅。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岷的提议，但廷议遭到抵制。雍正帝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以年羹尧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进京行动，雍正帝明显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所谓“超群之大臣”。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帝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把允禟交年羹尧监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尧也有很大权力。除了在他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弃用。其他省份的大员的任免，年羹尧也可以参谋意见。如年羹尧密参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帝就将赵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维钧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下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维钧与年羹尧亲近，李维钧间接地成了年羹尧的“下人”。又如李绂就任广西巡抚时，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说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尧随意任用私人，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宦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副将；其私人胡期恒、王景灏出任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将，多为其党羽私人。每遇文武员缺，年羹尧必拔擢其私人，俗称“年选”。吏、兵二部视同虚设。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异乎寻常，称之为“朕之恩人”，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何谓“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这是佛教的观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缘，转世以后又来相会，相互报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尧平叛有功赐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尧上折谢恩，雍正帝批示： “实尚未酬尔‘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为民为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文献丛编》第四辑《年羹尧奏折》）君臣际会简直亲如兄弟。又说：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对待年羹尧的态度，要与对待皇帝的态度类同。
雍正帝给予年羹尧的殊荣，以及年羹尧擅自享受的特权，多有违封建等级规范之处。他无视皇权，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开读跪听，“不宣读张挂”，宣示于众。“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启发”。雍正帝将侍卫送到年羹尧军前效力，这些人多为满洲勋贵子弟，本来是用以监视年羹尧的耳目，不料却被后者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