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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防止官员以师生关系朋比庇护，出告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这种打击“科甲朋党”行为不断升级。雍正三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陈州知州蔡维翰等人。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些人说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是无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说，当时由于对科甲士人的压制造成了“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局面。
李绂雍正四年，李绂由广西巡抚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皇帝。他路过河南，对于田文镜的做法表示不满，责问他何以蹂躏读书人？李绂进京陛见时向雍正帝当面述说了田文镜种种苛刻严酷负国殃民的行为。因为当时雍正帝对李绂也非常看重，所以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谈至午夜方罢。李绂随之又上疏弹劾田文镜，参劾田文镜“任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馈送不遂，转而向田文镜诬告他们，于是田文镜参劾他们；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
雍正对田文镜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就把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发给他看，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回奏说张球是贤能之员，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说，看看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己丑同年进士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科第不无徇私袒护之处。并借题发挥说，将来科甲自多，一旦他们被参便群起妄议，如此一来，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之事，督抚诸臣断不敢题参弹劾了。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他们却违背圣意，公然结党。田文镜把评定是非的标准与师生同年、科甲朋党相联系，深深地触动了雍正帝长期以来的隐恨。雍正帝以为他的意见很对。田文镜果然是酷吏本色，这种手段足以置对手于死地。
不过，雍正帝头脑也不简单，对于事实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污不法之事，证明田文镜确实是在袒护张球，但却又揣摩上意，把李绂对田文镜的参劾视为是朋党行为，反之田文镜打击科甲官员就不是朋党行为而是打击朋党行为。这多少有些讲不通。朋党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同伐异。田文镜袒护张球与李绂袒护黄振国都是朋党行为。雍正帝却只认李绂是朋党行为。
雍正帝为什么特别警惕朋党？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储位之争。太子与皇子们各自结党营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结党营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如果不与他结党，他就没有今日。自己靠这个方法上台的就决不允许此法再被别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党生存的空间挤得死死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不能留。不是朋党问题也要当做朋党问题处理，尤其是科举朋党，宁可冤枉人也不放过人。雍正帝对朋党一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了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科多曾说汪是好官，被田文镜冤抑。雍正帝认为这是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所以佟镇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陈世倕就是打击自己信用的田文镜，也就是反对皇帝了。那么弹劾田文镜就是与隆科多的结党行为。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当时只是“血流不止，饮食不进”而已，李绂听到他已死的传言就相信了。人总是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本来考核政绩时已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与蔡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就是出于朋党之间的庇护了。
田文镜也要承认错误，他毕竟袒护了张球，但不是朋党，田文镜“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谢罪，但这是虚的；然后就要奖励他，这是实的，因为他打击了朋党，有功。一虚一实，人主用权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阅历一番，亦未尝无益。”特地赐给田文镜风羊、荔枝。当年雍正帝赐给年羹尧荔枝，由兵部快马发送，从北京至西安几天之内就到，人们都说，只有唐玄宗为杨贵妃能做这等事，现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镜荔枝，虽没有特别使用快马，如此一虚一实的处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了。田文镜也就在雍正帝的虚实兼用的权术中受到保护和鼓励。
此时，李绂也还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还敢于为自己辩护并一再攻诘田文镜。对于指责自己袒护同年的说法，他不承认，他不是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吗？怎么能说是朋党呢？他说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田文镜确实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点，李绂这话也等于是暗中对皇帝提出批评了。对于他的置辩，雍正帝加以严厉申斥，说是“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与田文镜的认罪乞怜相比，李绂身上读书人刚直好辩的坏毛病就太可恶。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 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后来，谢济世在充军地又因为注疏《大学》、《中庸》获罪，但是也没有杀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可以视为常规，一般来说，皇帝是不轻易杀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开恩不杀谢济世就是因为杀言官的皇帝名声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绂、谢济世才恢复官籍，蔡珽也获释。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宠臣的地位稳固了。本来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宠臣，对于两人互参相争，雍正帝先是调和，希望挑起争端的李绂认错，至少不要再辩解，再攻讦田文镜了。毕竟他是欣赏这位理学名臣的。李光地曾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也说： 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对之迭加升赏，迁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皇帝赐宴内廷，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雍正帝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雍正帝说李绂“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说过： “诚然不党者李绂也。”（《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可是最后李绂却以朋党罪下狱。雍正帝本来不愿意过度打压李绂，但是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以后，雍正帝认为李绂既然非与田文镜斗到底不可，那么李绂与田文镜二者之间就只好舍掉一个了。
李绂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与直隶也风马牛不相及，他为什么要死咬田文镜呢？说到底，他是在争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权力。田文镜坚决贯彻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镜发难。首先，田文镜非科甲的监生出身就与科甲出身的官员有矛盾。明清时期，监生可以捐钱买得，未必一定在国子监读书，也可取得乡试资格。有监生的资格就可以做县令了。这象征着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监生出身的田文镜等人打击科甲官员也可以视为是进一步在否定“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李绂作为理学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决定他必然要与打击科甲的非科甲官员作斗争。科甲出身的谢济世、陈学海等官员与李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到底都是向皇帝为儒臣争地位，鸣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 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条）。七年，上谕说，科目进身官员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 “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的决心很大，甚至有废掉科举的意思。雍正帝有计划地打击科甲官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质却是要打击相权。说起中国的相权，当数汉朝最盛，其次为唐朝。科举制完成于唐朝，有利于把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弊端也就同时产生。朋党营私即其一。唐朝牛李党争，就是科甲士人与非科甲士族的斗争。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没有科甲官员，也有朋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种现象发生。既然是朋党之争，就至少有两个对立面。现在雍正帝所要打击的仅仅是科甲朋党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镜犁剔陋规严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针，而李绂与田文镜相斗又是儒臣与酷吏的斗争。一般人们都是说雍正帝袒护田文镜，打压李绂，是为了打击“科甲朋党”。雍正帝把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看成是朋党问题。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科甲官员都是孔孟之徒，骨子里都是有限制君权膨胀倾向的。只要气候稍微温暖一点就敢于廷辩，不顺旨。比如李绂一定要论辩是非，坚持己见，就是藐视君权，或挑战君权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