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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道-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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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而放弃了当年读书时接受的儒家思想。以前他主张帝王要“虚心纳谏”、“包容涵覆”、“宽则得众”。后来看到张广泗在上疏请罪辞里有这样一句话: 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他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登基后就将李绂冤狱平反。但是到了晚年,却又认为,李绂诗文多有“牢骚已甚之辞”,“此等纰缪语言即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害不浅”,令将“所有各项书本版片,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毋令稍有留遗”。

  乾隆初年,乾隆帝不满意臣工的消沉,所谓勤者“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对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则漠不动心。处理政务,不求事理之至当,惟以皇帝喜怒为转移,他说“即如朕于当宽之事降一宽恤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宽,凡所办理所条奏之事,悉趋于宽之一路矣。朕于当严之事降一严厉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严,凡所办所条奏之事,悉归于严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号令甫颁而明日之摹拟旋至,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乾隆起居注》三年五月)。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就不允许臣工与自己意志有相左之处,拼命打压臣工的独立意志。臣工们当然只有随风倒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的皇帝。

  二十九年,舒赫德等奏报秋审事实,其中请求改为缓刑处决者甚多。乾隆帝看到给自己“法外施恩”所留空间很小,就大为恼怒。说是如此办理有专擅之嫌,降旨训斥道: “所奏并无一二情节稍轻,可以待朕另有抉择者,是伊等所进情实犯中禁不令朕宽免一二人矣。昔人说,皋陶三次曰杀,尧三次宽宥。如今舒赫德等已经以宽宥自居,让朕如何再用权?是伊欲博宽厚之名,小有才而未闻大道,将来如果自己犯法,他人定罪恐怕未必敢于为之改为缓刑处决。”予以严厉申斥,把奏摺掷还。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代一位有名的学者,任翰林院编修,他思想解放不受拘限。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考选御史,杭世骏的应试策论仿照孟子与齐宣王问答形式,批评了乾隆帝重满轻汉的政策。他说: “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又论及朝廷用兵敛财及皇帝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孤行,其流弊皆及于百姓;论直省藩库宜款存留,以备不虞,等等。乾隆帝为自己辩解说: “满汉远迩,皆朕臣工,为一体,朕从无歧视……且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杭世骏独非本朝臣乎,而怀挟私心,敢于轻视若此。若稍知忠爱之义者,必不肯出此也。”结果,加以怀私妄奏的罪名将其革职归里。回乡之后,杭世骏从不读邸报。同年有新任大学士、总督、尚书者,他全然不知。他自号秦亭老民,和朋友结社,诗酒往来,蔑视权贵。并到处漫游讲学,其能言善辩、不拘小节的豪迈之气一如既往。乾隆帝南巡时杭世骏曾迎驾西湖,被赐复原官,但终未兑现。据说,乾隆帝有一次南巡时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死吗?结果杭世骏很快就病死了。一次,乾隆帝出巡塞外,他在马上情不自禁地吟道: “迎风苇露清于染,过雨山痕淡入诗。”并对从臣说道: “此杭世骏诗也,惜其没福耳。”

  当年雍正帝要求自称“奴才”的地方官员改为称“臣”,批示道“书臣字得体”。而乾隆帝却因为有人不自称“奴才”而自称“臣”而发怒。他说: “臣仆本属一体,均系事奉皇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

  乾隆帝还喜欢亲自审讯官吏,甚至亲自动刑。这根本不是皇帝应该做的事。康熙帝就很少廷讯,更不会亲自动刑。有一次,给事中彭鹏参劾顺天乡试考官徐淖等违法舞弊,请康熙帝亲自审讯,康熙帝说: “即依彭鹏所奏,将徐悼等亲问,必将刑具等取入宫中,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见之,彭鹏既系言官,当劝朕宽大和平,乃请亲行刑讯,朕实不解也。”(《康熙实录》卷一六○)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起义,攻陷通渭县城池,知县王楼躲入仓房,他不能为朝廷守城或捐躯,虽躲过了农民起义军这一关,却躲不过乾隆帝这一关。乾隆帝命将王楼解至木兰行宫,“亲行廷鞠,加以杖夹,令其羞辱”。然后将其正法,降旨: “王楼系现任县令,且系进士出身,读书明理,岂不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为古今通义?……此等贪生忘义之徒,即身受重辟尚不足蔽其辜,其子孙如有业经出仕及现为举监生贡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许登仕版……朕办理庶政,务秉大公,其能死王事者,必优于恤荫,恩及后嗣,而于遇贼恇怯,畏死幸生之徒,则不但本身重加惩治,并且罚及子孙,所以励名节而儆官方,刑赏俱视其人之自取。”(《乾隆起居注》四十九年九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与康熙帝的巨大差异。

  另外,乾隆帝诛杀大臣理由不充分之处甚多,远远比不上康熙帝的宽厚,也不如雍正帝具有理性。具体事实不列述。这都是“亡国与役处”的表现。 






 
结  语
  追求自由是人之天性,“忠君”是对自由的否定。对此,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 “天下有两大戒,一是命;二是义。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命,不可解体于心;臣民之服从君主是义。无一地无君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父母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孝。对于君主,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忠(《庄子·人间世》)。古汉语的“义”即是“宜”,是“应当”或“相安、相善”之意。这是无可奈何的“忠君”。庄子所谓: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宜”与“逃”二字就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点明了。即使是积极的出仕,也是在逃不脱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宜”的行为。朱熹认为,庄子所说的君臣关系是“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这是臣民的悲哀。如何逃脱做臣的命运?秦政残酷,有人逃入深山,称做“逃秦”。或是隐居,称做“逃世”,古代社会还有一个逃法,就是出家。这是庄子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有些人就以遁入空门的方式,逃避做异族臣民的命运。然而即使出家,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康熙帝御驾亲征西北,有一天游寺院,寺院的住持喇嘛见皇帝不下拜,惹恼了在康熙帝身边的大将费扬古,他上前一刀,就将这个喇嘛的头砍掉了。

  庄子所说的“逃”,是消极抵抗。儒家的君臣观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明确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显然他认为臣民与君主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形式上比庄子积极得多了。但是在本质上,庄子与孟子是一致的。朱熹又说,孟子的话,“说得来怪差”。朱熹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不是原始儒家的。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尽责。孔子的思想既有庄子式的消极对抗的一面,也有孟子式的积极对抗的一面,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孔子、孟子、庄子生活的时代,思想自由并有抱负的士人,在本国受不到重用,随便就游事他国,并不太在乎忠不忠君爱不爱国的问题。孔子在鲁国做官,行使宰相的权力,因为看不惯君主的行为,连基本的谏议之责都不尽,更不要说死谏,怅然挂冠而去,离开自己国家,到其他国家谋发展去了。孔子在鲁国不能算是忠臣。孔子的行为是“君臣以义合”的最好注解。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居、出家固然是“逃”,“以德抗爵(权)”也是“逃”,而最终都是一个“无所逃”。但是,在精神上则不然,能“逃”出者甚多。庄子本身就是,孔子、孟子也是。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才可以明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规则。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国家政治中没有被实行。儒家的精神在汉唐盛世时期却部分有所实现,标志性事物就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汉唐时期,丞相“有大臣之风”。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之权,提高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称号,成为比丞相更显赫的大臣。这不是君权一揽,乾纲独断,依然保留了相权的崇高,不过是把丞相的权力转移了。在汉朝,皇帝的权柄下移于大司马大将军之手,具有积极的意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是任大司马大将军时间最长久的一位权臣。霍光在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此话成为千古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是儒家之本怀。千百年来,霍光受到中国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普遍赞颂。这些赞颂都是曲折地“以德抗权”的表现。经过文化断层后的中国人大多看不懂其中的奥妙。

  参照体现儒家精神的“霍光故事”来认识清朝康雍乾盛世的君臣关系,就可以看出,“乾纲独断”在汉唐盛世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康雍乾盛世最大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霍光故事”是“太阿下移”的典型,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清朝是不可想像的。乾隆帝自称“太阿从不下移”。至于权臣和钠劬萌ǎ床豢墒游疤⑾乱啤保蛭馐腔实圩萑莸慕峁@从凶魑幕实鄱既莶坏萌ǔ迹涤憾塾绕淙绱耍〉鄱院瞳|却是例外。

  梁启超曾将“二千年来君主之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康雍乾三帝都是。最后一个盛世的最大特色是权力的一元化,这也是最后的盛世留给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遗产。清人陶贞一说: “君臣之义,本来是相互尊敬而成立的,如果是君主独自承当困难,而臣下拱手享受其成,还是有臣下当面听从不敢违逆的弊端。而所谓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治国,就只是有君而无臣。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也与之俱现。”(《为臣难,为君不易论》)所谓“有君而无臣”,就是权力都归于君主一人,“乾纲独断”是不利于治国的。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曾说: “总莫令人看透末后一着,则皆为己用而不令人愚弄矣。然则有意防范更下乘也,总在无声无臭处着脚,则从何处窥探吾之底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339页)这话是对鄂尔泰说的。何谓“末后一着”?“无声无臭处”是何处?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比如他明知李绂是清官,却有意摧折。这固然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却大大打击了儒臣的积极性。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乾隆帝说: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乾隆实录》卷三二三)其实,“乾纲独断”只是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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