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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一再呼吁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利用好西方的器物。尽管这声音是微弱的：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
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
固礼刑书固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
欲师夷技收夷用，丘策惟当选节旄。
——《寰侮·欲师夷技收夷用》
中国人习惯听的声音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个读书人的声音没有穿透力。可这微弱的声音传到国外，日本人就开始新的变革。
这便是中国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六
一个王朝的终结，总是那么悲壮。
比如康熙的龙椅，就溅满了明代文臣武将的热血。袁崇焕的慷慨悲歌，史可法的舍生取义等等，终将挽救不了朱家王朝覆灭的命运。现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一个个谁不是抽刀断水、力挽狂澜的英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弹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他们又能支撑清廷大厦多久？但总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这没落的王朝陪葬，比如后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硬是拖着两根长辫子，一觉醒来就自沉未名湖。
魏源选择了逃避。
1856年深秋，枫叶红了的时候，杭州灵隐寺木鱼声声，有一个满脸忧郁的老人走进这巍峨的庙宇。主持接纳了大名鼎鼎的魏源。从此，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走进佛门，远离了血腥红尘。“终日默坐参禅，耳听微聋，默而不语”（《师友记》摘录评献《复堂日记》）。
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魏源。曾经一腔报国爱民的耿耿忠心，血脉里流淌着慷慨赴义的精神魂魄，怎会皈依佛门？当年他“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先”，是何其忠勇，何等豪迈！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魏源遵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可潜意识里却崇尚独立人格，强调自我。现在怎么能够想象这种独立人格与念佛诵经连在一起？
魏源心如止水。他曾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大清王朝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而最终，他看不到这民族的任何希望，而他的任何抗争也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候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他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得到同时代多数人的认同。他思想的层次越深，所覆盖的时代范围越大，就越难与同代的某种思潮相容。他所揭示的预言，是皇帝不情愿听到的，是朝廷的大多数人不情愿听到的，于是就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如同明月，在黑夜的乌云中悲凉地隐去。
一个孤寂的人来到了清静之地。那窗外千年古木汇聚成深邃的林海，林海松涛声“悠悠远逝而袅袅不绝，耳倾已息，心聆犹闻”。魏源是否在这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寄托？
许多年以后，大学问家李叔同歌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到杭州出家，号弘一法师。他是否与逝去的魏源作过心灵的交流和对话？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弘一法师确实寻找过魏源的足迹，他读了《海国图志》，周游欧洲和日本，再回到中国。在他看来，出家为僧，也是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是生命的又一种形式，把希望和思考留给浊世红尘！
七
《海国图志》，是一个文化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早觉醒，是一个热血男儿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的生死歌哭。
《海国图志》如一轮明月，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夜空，尽管云遮雾罩，羞羞答答，但这毕竟是千年文明的清风。
不是吗？波斯帝国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灭亡了……排斥外来文化，最终断送了昔日帝国的前程。康熙不修长城，要将长城修在国人的心里。这是对的，结果又怎样呢？他的子孙闭关锁国，自坏长城慨今日，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许多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个湖南人当起了开路先锋。
魏源的著作在兵营流传。魏源说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可以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当兵的多么希望魏源来指挥一场战斗！近100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吸取了魏源的军事思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争相学习魏源的思想。魏源指出，富国强民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这是多么重要的观点！魏源思想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吹响了时代号角，《海国图志》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纲领的雏形和先导。
魏源的书摆在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案头，左公为《海国图志》的再版，欣然作序。
康有为、梁启超也找来《海国图志》，读罢，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尝言“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
八
150多年过去了，历史早已展开新的一页，灿灿的，春光明媚，春意盎然。而魏源精神也生生不息，就像明月一样，永照神州。
在日本滋贺县国立图书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心中。它是在国家遭受欺凌时的另一种思考。事实证明，中国只有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才有出路……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魏源，记住魏源精神。
明月几时有，何须问青天！
移动的思想
刘索拉等
时间：2003年1月3日
地点：犀锐文化艺术中心（北京）
策划：皇甫 杨卫 邓欣南
主讲：杨炼 刘索拉
主持：杨卫
主持人语：
漂移的思想经验与确立的文化状态
人类学家于长江曾跟我提起过许多贵州山里的乡风民俗，其中一项尤为特别，当地人唤之为“死给”。何为死给？也就是用自杀的方式报复自己的冤家。当自己在某人面前蒙冤受屈后，既不争，也不闹，而是不声不响地死到对方的家门跟前。表面上看，这种报复手段非常软弱，也非常愚昧，但实际上却很残忍，也很奏效。因为在一个农耕自足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祖辈相处，世代定居；假若真有人因你的缘故，惨死于你的门下，那么，不仅你自己将要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而且你的子孙也会为此受到牵连，付出惨重代价，在地方上永世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惨局发生，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尽量减少矛盾；忽略冲突，争取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费孝通先生曾说：以农为主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耕经济产生了恒定不变的价值系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道德秩序。乡间称之为风俗习惯。可问题是，农耕经济的不断打破；势必也会影响到各种风俗习惯的变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变态被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并司空见惯地逐步成为常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系统是否还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否还能跟现实构成存在的血源关系呢？于长江说；像死给这类风俗习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发展了，人都基本失去了常态；即便像贵州那样偏僻的山区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选择往外迁移，选择各种机会外出打工。这时，各种旧有的风俗习惯自然也就失去了效应，不再可能对他们形成约束，产生威慑。就像死给这样过去在山区里比较通行的报复手段；就不会再令人畏惧了。因为现在的人都在挪动当中，你用死来进行报复；可人家都已经移走了，死了也就只能等于白死。
于长江的话在我心底引起了种种对于价值的思考。我在想关于当代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种全民集体大迁移的滚滚浪潮中，一种文化传统如何得以继承与发扬？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这些问题被突出地提交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日程表上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里究竟还是需要有一个脉络；从前到后；源源不断的思想脉络。其实，传统也都是在这脉络中生长出来的，她并非是一个死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载体。所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不应该是一种夸夸其谈的口号，也不应该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死守，而应该是一种鲜活的承担，真正从个人的意义上去重新激活；重新演绎。不然，情形就会像死给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一样，将传统说得天花乱坠，再好，再大，再悦耳动听，也终将会踏空落虚。
感谢犀锐艺术中心的信任，委托我出面主持犀锐思想论坛，使我能够有机会将这些思考提交出来。同时，更要感谢杨炼、刘索拉、赵汀阳等人对论坛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参与，犹如节日一般，我们创造了一次思想的狂欢。
杨炼一直是我尤为推崇的当代诗人；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在汉语诗里奇迹般的营造了一个精神的高峰。1988年出国以后，他开始世界性的漂流；但无论身处何方，都从未间断过精神思考和诗歌创造。九十年代；正当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动摇自己原初的信念；纷纷下海选择商机之时；他却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自己的思想园地；并以一种“眺望自己出海”（杨炼语）的巨大胸襟；在汉语的高度上锤炼出了一个更加坚实而又饱满的精神世界。诗；在他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并熔化成了他独特的性格。而像刘索拉、赵汀阳等诸位均都是近年活跃在文艺界、思想界的关键性人物。他们之间的这种横向交流；从纵向的思维引入话题，我相信定能撞击出精彩纷呈的思想火花，并带给我们变迁途中不少价值上的启示。
杨 卫：今天到这里参加首次“犀锐思想论坛”的来宾有诗人杨炼、音乐人刘索拉、哲学家赵汀阳、作家友友、文学评论家杨小滨、艺术批评家朱其、艺术策展人张朝晖、作家张朴、艺术理论家邹跃进、艺术策展人冷林、诗人廖伟堂、艺术家焦应奇、艺术批评家高岭、设计家汪望旺、艺术家王音，以及《犀锐》的主编镂克和犀锐文化艺术中心的负责人邓欣南小姐等。这期论坛我拟了一个主题——“移动的思想”。关于这个话题和这个论坛的由来，我作一个简单介绍。开始也是跟杨炼的一次聊天中，产生了很多想法，总觉得私下里聊了很多很闪耀的东西，不记录下来，挺可惜的。刚好我又在犀锐文化艺术中心这边帮点忙，有这么一个场地，而且犀锐文化艺术中心又特别热心、特别支持这样的文学、艺术活动。然后就请了大家到这里，新年聚一聚，也是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建议，包括关于这个思想论坛的建议。我们的想法，就是定期做下去。下面请主讲人杨炼发言。
杨 炼：“移动的思想”，实际上与今天中国的文化状态或文学状态，与中国当代的文化处境有特别的关系。除了像我们这些从中国出去的作家或艺术家以外，比如说在北京，还集中了大量从外地移民到北京的作家或艺术家。这些人虽然在国内，但也是移居。“移民的经验”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文学，尤其是思想是很重要的。通过交流个人的生活经验、创作和思考，跟踪当代的文化和文学事件，我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杨 卫：刘索拉也说说吧。
刘索拉：我采访杨炼，他说，我就不用说了。他一张嘴，就由他说吧。杨炼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杨 炼：索拉先说。
刘索拉：还是你先说吧。
杨 炼：其实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来说我吧，出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我跟友友（杨炼之妻）是1988年到的澳大利亚，然后又去了新西兰。接受的是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从我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角度来说，我当时真的认为跟国外没什么关系，而且我的兴趣也在语言上，是中文的当代诗。因此，包括我的那种所谓实验性的东西，一开始就和中文语言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一直就有一种血缘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有出国的任何必要。由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住在国外的时间，似乎是一个很漫长的阶段，最初可以说是非常的担忧，也可以说非常的恐惧。因为我身处在一个绝对陌生的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之中，而且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还记得有一年，第一次参加中国留在海外的作家在瑞典的聚会，出国以后第一次听索拉在台上演唱，将北京的一句大白话“什么人哪”，用她的那种音乐方式重新处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坐在那个小剧场里，感受特别强烈。原因在于，在海外那样一种处境下，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