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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它一下，显着自己更高一筹似的。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有过了这么多经历后，我确实把这种表面的成功看得很轻。原因在于，跟攒一个句子，最终把你的感觉攒出来、攒到位的那种快感比起来，那些所谓的成功的快感弱得实在没法比。
赵汀阳：没错，成功没有一定的模式。有人可能追求市场的成功，有的人千篇一律地追求获奖、得奖的成功，也有人可能像你一样专门折腾语言。刚才你讲了很多东西，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用中文强迫、折腾他们的英语。正像你说的“诗歌是黑暗，但我在写，这就是光”，像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其中有某种叫劲的快感，这也属于一种成功。
杨 炼：我昨天参加了一个关于我的诗歌作品的讨论会，那种讨论气氛和讨论层次可以说令我是百分之百的失望，甚至说是绝望。因为所有的批评，基本上都还在谈论什么主题啊、内容啊，什么哪一个比喻啊等等，根本没有在诗歌形式之内的批评，根本没有语言之内的批评。比如这个作家他是怎么跟这个语言折腾的，根本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对诗歌进行讨论。我不得不说，关于诗歌的真正到位的讨论，只是在我和我的译者之间进行的。因为别的读者可以看两行看不懂扔一边就算了，只有译者他是不得不看完并且要弄懂你要说什么的人，然后他才能翻译出来，否则的话他根本翻不了。所以，我和译者的讨论常常是非常细节性地介入语言和形式，讨论这个语言和形式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一直强调一个“必要性”的问题，就是说不管这个形式看起来多么花哨，或者多么朴素，它和它的内涵之间如果没有那种“必要性”，那么这个形式就是多余的，哪怕它简洁到“极少主义”，它也是多余的。
邹跃进：我比较认同的是杨炼刚才说的，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不管在时空中间怎么变动、变换，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保持一种能够＇感受的能力。他刚才批评了一种现象，认为如果没有感受到自己经验上的变化，就创作不出鲜活的作品来。我们做评论的考察问题，首先要找到一个自身的结构。可能创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每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但最终我们自身要有一个结构，我们要看你个人的经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刚才有人对你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历史主义的或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可能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更多的还是＇善于＇谈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杨 炼：其实也不是。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觉得对于一个好的评论家来说，＇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一个作品的再创作。你要评论他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要反映他。简单的说就是，你所说的所有的社会、历史，包括地理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在我的诗里不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不存在。当然，对于这种诗性的存在，如果你只是从简单的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初级的印象。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我们被批评家们不得不简化了，那么算我们倒霉；如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简化了，那么就是你的活该了！
邹跃进：其实我是说评论家评论要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必须把你放在跟你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构成关系中，才能考察你的价值和意义。你所说的这种由于经验变化带给你创作上的影响，又使你更加坚定地认同了你的中文性，非常有启发意义，这可能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话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
赵汀阳：我觉得国内有一个倾向不太好，老是“东西方”啊，“南北方”啊，“中国、外国”等等谈得特别多，比较空洞。而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信息共享的时代，无所谓什么西方或中国、古代或现代。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你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西方，也可以是东方，关键不在于地方，而在于感觉，你能否有充分的敏感去感受这个社会，然后还能有能力用一种语言方式去描述它，描述今天的一种感受。拿今天的艺术和诗歌创作来讲，跟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越密切、越有创造力的诗歌艺术，越是好的诗歌艺术。那是我们无法用任何以前的判断模式去谈论的诗歌艺术，是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发展批评语言的诗歌艺术。所以我就一直本着这么一个想法，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能和一些诗人和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能找到很多共鸣。
我觉得，这次我们谈到很多概念性的关键词：一个是“认同”，一个是“漂流”，还有就是“背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关系链，而且相互间可能都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交织的关系。比如说“认同”，有社会性的认同，还有自我个人的认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村来打工的孩子，刚到城里，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原初的朴素的他自己而已，谈不上什么“自我”，因为他就知道来工作、来谋生，最简单的生存。那么，如果这个人获得了一定的教育，开始学习，他就可以获得一种认同。很多国内的一些艺术家、诗人到海外漂流，主要是获得一种经验。在当代国际化的背景下，很多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源于一种文化的碰撞，而交流是碰撞的前提。不同地质的文化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火花，产生一种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文化、新鲜的精神、新鲜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漂流可以获得一种背景，在不同地方的漂流会有不同的背景。拥有这些背景之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自我”，并以此区分你是不是“他者”，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带来成就感和不断的超越自我，以及获得另一种的认同。那将是一种理性的认同，就是说你知道你想做什么，你原来可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超越也好，漂流也好，自我探索也好，认同也好，都是一个人寻找乡愁、归根、新的自我的一种精神轨迹，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历程而已。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刘索拉，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志丹。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为作曲家、小说家、人声表演艺术家。1985年发表小说《你别无选择》，她的小说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在音乐方面，她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
1988年，刘索拉旅居英国。
杨炼，1954年生于瑞士。1976年下放到北京昌平。1978年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之一。出版了中、英、德诗文集《人间鬼话》《大海停止之处》。
1988年出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漂流。现居伦敦。
文字整理：云浩、杨卫、镂克
蛋若有情蛋亦笑
尤 今
以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骆明先生为团长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作家代表团３月来湘访问，带来了东南亚部分华文作家的作品，现选登一二。
——编者
一
开学第一天，教务主任将一小叠资料交给我，说：“你班上今年有个插班生。”
汪珊珊由附近一所学校转来，有着一张过分苍白的脸；方方正正的，像是一张裁剪得很整齐的纸。眸子很大，眼珠子很黑，可惜全无亮泽，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晒在岸上的咸鱼。话不多，说话时，眼睑低垂，仿佛由她嘴里吐出来的一粒一粒全都是闪烁生光的金子，而她呢，正随时随地等着弯腰捡拾。凭着阅人的经验，我隐隐然觉得这女孩有些许不妥，但又难以具体明说不妥在哪。
开学之际；行政工作总是多如牛毛，忙忙碌碌，不觉时间飞逝。放学时，校工通知我，有人等在会客室，要见我。
是个中年人，多皱的脸庞是被黄牛犁过的黑土；粗糙而朴实。短短的头发这里那里渗出斑斑点点的灰白，是岁月早降的白霜。他手里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大纸袋，脸上露着憨厚的笑容；一看到我，便诚惶诚恐地走上前来，结结巴巴地说道：“老师，您，您好。”
“您是……”
“啊，我，我……”他大力地吞了一口唾液，把看似不很轻的纸袋由右手换到左手；神情紧张地说道，“我是汪珊珊的父亲。”
“哦，汪珊珊。”我微笑，“她今天已经报到了哇！”
“老师，拜托您多多照顾珊珊。”他低头看着地上，略带口吃地说道，“这孩子，好可怜咧，出世不久，她母亲便因病去世了。我一手把她带大，不容易啊！”顿了顿，又说：“她身体不大好，有时；生病，难免缺课，请老师不要见怪！”说着，把手里的大纸袋递过来给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
我忙不迭地摇手又摇首，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退让”的意思，一面硬硬地塞给我，一面放开嗓子嚷道：
“老师，您别客气，别客气！是鸡蛋啦，不值钱的！”
哦，是鸡蛋！他那么一说，我倒不敢再推来推去了；恐怕一个不小心，“覆巢无完卵”，平白惹得他难受，我亦绝对不好过！
勉强收下后，他笑出了一脸的快活，搓着长了厚茧的手，点点头，说：
“老师，我走了，再见，再见！”
纸袋里，一层叠一层地放着十个纸盒，每个盒子，一丝不苟地放着十粒鸡蛋！天啊，他竟送我一百粒鸡蛋！莫非他希望汪珊珊每个科目都考得一百分？
对着那一百粒雪白的鸡蛋，我兀自苦笑。当天，回家后，我做茶叶蛋。将蛋煮熟，把蛋壳敲成龟裂状；注水入锅，加入适量的黑酱油、糖、盐、麻油、八角、桂皮、丁香等调味品，再放入鸡蛋，慢火煮上一个小时，关火，浸过夜。
第二天，煮滚卤汁，扑面而来的浓香，哇，勾魂摄魄哪！剥开蛋壳，深褐近黑的卤汁将雪白的蛋染出了犹如陈年沧桑的斑纹，美不胜收。我将卤好的蛋带到学校去，让同事分享；另外嘱珊珊将二十粒带回去给她父亲。
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天，汪珊珊居然又提着一个大纸袋等在办公室门口，一见到我，她便把手上的纸袋递给我，怯生生地说：“爸爸说，这些蛋，送给您。”我正色地说：“不行，珊珊，我不能再接受了，请你带回去。”她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应道：“爸爸说，您做茶叶蛋给我们，我们应该回礼，请您无论如何要收下。”唉，如此蛋来蛋往，真是没完没了！沉吟了一下，我说：“等会儿放学时，你在这儿等我。”她以为我终于肯接受了，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然而，等我接过了她手上的纸袋后，她却又没有立刻走开，反而看着我，几度欲言又止，我问：“珊珊，还有什么问题吗？”她的脸，涨得通红，半晌，才说：“老师，您做的茶叶蛋很好吃；可以教我怎么做吗？”我笑了起来，应道：“当然可以啦，放学后，我就把食谱交给你。”这时，她原本呆滞的双眼，突然奇迹也似地绽放出一种动人的亮光，我这才发现，珊珊原来是挺好看的。
放学后，她依约在校门口等我。我说：“珊珊，上车吧，我带你回家。”她木无表情地坐进了车子内。她住在金文泰区一所三房式政府组屋，她的父亲，就在金文泰菜市经营一个小摊子，卖鸡蛋。
在车上，我随口问道：“学校生活，适应了吗？”
她良久没有出声，半晌，才勉强应道：“我不知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不知道。”
一路上，便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毫无意义地“聊”着。来到她家楼下的停车场，我把她早上送来的鸡蛋还给她，以一种温和而又坚持的语调说道：“告诉你父亲，请他以后绝对不要再给我送蛋了，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她提着纸袋，目送我车子离去，一脸的失落。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来到了学校，便看到她父亲伫候于学校门口。一看到我，便打躬作揖，频频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昨天应该亲自把鸡蛋送来的，不过，生意太忙了，走不开。一定是珊珊说话不得体，老师您才不肯接受。所以，现在，我亲自送来。这些蛋，每一粒都是亲自挑选的，新鲜得很哪！”
再三推辞不果，看着满满地装在纸袋里那一百粒鸡蛋，我着实有昏眩的感觉，眼前这汉子，固执得好似百年的榕树，一丝一毫也撼动不得。正因为他性格的执拗，以后，为了珊珊的问题和他多次交涉，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