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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罗进总是在一种难以理喻的直觉中，就能觉察到女儿的存在，甚至也能感觉到发妻的存在，而杜荣林的八十余位战友的英灵也一样始终存活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离休之后，为了了却未了的心愿，他凭记忆寻访了老战友们的故土家园，其中甚至有一位老妈妈还在念叨着等待着她那牺牲在金门的儿子的归去……我们看到，尽管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在不断变化——战争、剿匪、反特、革命、造反、三线、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港商、台商、下海、烧香还愿、避暑山庄、一国两制，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故事链条中，让不同的人物链条产生心灵上的激荡，比如杜山在跟杜荣林有意无意中提起，非常想知道自己生母的下落，就导致杜荣林在寻访故旧家乡的途中，也一路寻访着刘小凤的蛛丝马迹。甚至，杜荣林便是在寻访的过程当中出的意外，那会儿他一个人举目远眺，看着台湾方向当然还有金门，谁也不知道他那会儿究竟在想什么，而且探访到刘小凤踪迹也便是在这次意味深长的“举目眺望”的过程中。杜荣林倒下了，罗进闻讯直奔医院病房，甚至就在隔壁开了间病房准备长期住下，就为了能够守着既是他冤家又是他恩人的杜荣林。小说之中如此独运的匠心，俯拾即是，便是以人物各自的心理波澜搅动着情节的峰回路转，小说的可读和耐读也常常便在这峰回路转之中，其步步为营、丝丝入扣，再一次让我领略到了杨少衡特有的叙事魅力。
细读过小说，掩卷而思，确实让人心潮难平。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我们差不多有三代人，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近一个世纪中，除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那种党同伐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乎没什么两样。罗进从金门特务机关进入台湾，因为陈汉案件入狱，当初的心战案例《致杜营长的信》有通共嫌疑。而杜荣林因为《致杜营长的信》影响了前途自不必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自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更因为原来的通讯员王锁柱——金门战役的幸存者，本来应该是英雄反而成了“败类”，并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从而也给杜带来了诸多困扰。实际上，“几千年来不断有人渡海从这边到那边去，明清两代过去的特别多，形成了眼下台岛居民的主体。两边本来是一家，来来往往不断，在闽南你随便抓一个人，把他往死里打，八成能打出一些个特别的‘台湾关系’。反过来也一样，你在台湾随便抓一个人往死里打，八成也能打出几个‘共党关系’来。”我们显然需要反思的是，宋元以来的“保甲连坐”、明清时期的“监管技术”、袁世凯以来的“巡警制度”乃至蒋介石、毛泽东的“警察国家”，无非是从传统慢慢过渡到现代而已，社会控制与管理方式，几无变化。直白点说，几乎就成了我们的“历史之羞”。好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已近终结，也就使得我们的这种反思成为可能。也即我们的所谓“民族国家”抑或“主权国家”，亦即所谓“现代化意识”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一如当代学者邓正来先生所言需要重新定义，主体性中国显然不该也不能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即“从原来的政治性需要的主权向非政治性的视角进行转换。”当然，作家的反思只有也只能是面对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找出土地的根儿，照出土地的魂魄和血脉，所谓“为何眼泪充满我的双眼，是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便是这个意思。出于杨少衡的个体生活经历：长期生活于闽南漳州，对闽南的这一块土地和生活烂熟于心，其有着丰厚的积累；而且其出身于南下干部家庭，对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有着深入的体验和观察；对曾是海防前哨而今又是改革开放前哨的海峡西岸的城市与包括东山岛在内的乡村更是有着诸多的亲历性，远观近照，更不用说为此长篇写作所作出的文学准备和知识准备了。我们知道，当下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尤其不能忽视实践的、实证的、社会史的、生活史的乃至个人史的方法。尽管文学作品因为是虚构的，无论是实证还是价值诸方面都可能要被打折扣，但真正好的作品则可以例外，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众多作品如所周知便是典型的例子。窃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峡之痛》也显然具备有这种价值——至少，《海峡之痛》为我们提供出的就是一份精细、真实而又立体的心灵档案。
当然，《海峡之痛》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阅读上的不满足。这些不满足当然是文学上的，或者直白点说，就是作家并不是那么自觉地抵制非文学的标准对文学场域的侵袭，也即前面说过的被影视冲击并多少有点屈从了的那种外部文学标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的做法，多少有点改变了往日杨少衡“新官人小说”中那诸多细节、节奏和氛围的精致（尽管长篇小说未必需要精致的文体），而显得有些匆忙，尤其是一些章节的末尾就显得有点潦草，如：
“半小时后陈石港一家到达，前来参加度假的团圆聚会。一看杜荣林不在，陈石港便觉蹊跷。恰在此时，杜路同他外婆王碧丽匆匆赶到，踏进家门，两人跟杜山面面相觑。紧接着一辆吉普车飞快而来，停在杜家的门口，一个参谋扑进屋子。‘副参谋长在医院里！’他叫道。”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地方甚至用不着改编，现成的便是电视连续剧的场景。也即外部的节奏加强了，内部的节奏却是多少有点松弛了。又如陈石港带上罗进跟杜荣林的最后一场“龙虎会”，对情节的交待也略显匆忙，同理：作为一场戏，此无疑是一场重头戏，而作为小说显然可以采用别的办法以致内部心理节奏更趋精致而多彩。另外则是刘小凤的下落，或许可以处理得虚一些，因为太过有头有尾，心理错位的功能就会被大幅削弱。用孙绍振先生的话说，就是错位后的复位，复位后又由于一个新的因子（或人物或细节或场景）的进入，从而导致新的心理错位，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果复位得过早或者匆忙，就容易破坏了艺术效果。
如前所述，换个角度看，假如真有哪位能有大建构的导演想把它搬上银幕（或银屏），可能又非常便当，那么，把经济资本即刻转换为符号资本，应该说也未尝就不是一件好事。这，也许是当下文艺景观中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可能也难说就不是一个盲点。
文／吴励生（福建作家、文艺批评家）
完稿于2006年五一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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