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ズ痛笞直ā⑿〔嶙樱蟾阄男ナ啤３鹿挠乖谔ㄍ宕笱徘暗木貉∽懿颗允鹨坏馈懊裰髑健保ㄌ惩馊耸克吹男沃髡诺拇笞直āＡ硪晃还竦臣耸吭蛟诿裰髑脚员呤鹨坏馈鞍健保写笞直壅健Ｋ�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品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
《美丽岛》风暴（1）
《美丽岛》杂志创办于1979年8月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月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5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时至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还有1980年4月24日被捕的“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动乱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高雄动乱者”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压动乱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动乱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动乱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美丽岛》风暴（2）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8名被告聘请的律师有15人，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陈水扁、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他们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时俊彦”。3月18日上午9时零3分，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9天。4月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14年徒刑，褫夺公权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声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