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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台湾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从国民党逃台后的历史看，“孙运璇内阁”，前可比“陈、俞、严、蒋四内阁”，后可比“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连战四内阁”，是争议较少、丑闻较少的一届“内阁”，舆论界对他本人的评议，也是比较平和的。1984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经国正式把李登辉定为“副总统”。不管怎么说，从当时的政局态势和政治行情看，蒋经国选李不选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这一决定导致几十年来他对蒋经国的忠诚、蒋经国对他的信任顿时全消，71岁的孙运璇终于被击倒了。会议开完不到10天，1984年2月24日，他突患脑溢血，从此退出政坛。台湾各界一片惋惜之声，政坛更是一片议论纷纷，对蒋经国的决策想不通的人有之，反对的人有之，当然拥护的人也不少。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的人，都普遍认为选李不选孙是蒋经国主政后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误。
蒋经国相中的另一位继位者是李登辉。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为接班人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昔日战友今日政敌（左李登辉，右林洋港）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从李登辉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令两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国人痛心。此外，李登辉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削弱国民党、乃至让国民党下台的阴谋，终于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变成事实，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败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蒋经国的身体在70岁以前可以说不错，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后，原有的糖尿病出现恶化。1980年1月18日，经保健医护小组检查，蒋经国也患上了曾导致其父身体由好变坏的前列腺炎，住进荣民总医院动手术割除。次年7月，在该院进行眼部手术。10月10日，因血压过高当场晕倒在“国庆大典”上。1982年2月做左眼视网膜手术。1983年，糖尿病再度恶化，面对浮肿和疾病，经接受中医治疗终于稳住病情。1985年8月，进入荣民总医院进行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球体，两眼视力恢复到02。1986年4月，心脏出现问题，再进荣民总医院装置心脏起搏器。1987年9月25日，蒋经国正式以轮椅代步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例会。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立下“遗嘱”，作为“政治交代”。1月12日，最后一次来到“总统府办公室”，说是来上班办公，还不如说是因为“留恋”，来向最熟悉的地方告别。
李登辉掌权（2）
1月13日早晨7时30分，蒋经国起床后感到不舒服，经保健医生检查后未发现恶化症状，经一般性保健治疗后，病人恢复平静。下午1时55分，病人突然大口吐血，很快转入昏迷。3时50分，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瞳孔散大，群医停止一切抢救措施，79岁的蒋经国与世长辞。
国民党方面为蒋经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葬礼，台湾各界人士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思。大殓结束后，蒋经国的灵柩被送至桃园大溪镇头寮宾馆，宾馆也改为“大溪陵寝”，在陵寝几公里外就是其父蒋介石灵柩停灵处慈湖宾馆。
蒋经国死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了唁电，对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的亲属表示诚挚地慰问。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屈武先生也致电蒋家慰问。
统观国民党一百余年的历史，蒋经国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他，亲手结束了名声并不好的蒋家王朝；是他，准备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他，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是他，比较重视发展台湾地区的经济；是他，严格禁止任何“台独”势力和活动；是他，把两岸关系限定于“中国代表权之争”，共同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蒋经国是靠父亲庇护、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一生的主要失误是在“反共”。反共，并没有给蒋经国和国民党当局带来任何政治效益，蒋经国可谓是错在反共、失在反共、误在反共，否则蒋经国不会落得有家回不得、流亡海岛、偏安一隅的结果。
当天晚上8时零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1988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国民党为何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福建永定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移民前往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却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国的台湾地区分裂出去。国民党让他当上党主席，他却一直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他是一个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人。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基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承认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辉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72年6月突然被蒋经国提拔为“政务委员”，以后任过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1984年2月16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可以说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他后来背叛的国民党给的。
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取代蒋经国成为国民党新的领导人。国民党主席更换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一个“政治强人”和一个“时代”的消失，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李登辉接任“总统”时，“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四人帮”，李登辉从削弱国民党实力考虑，必须加以摧毁。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举是出任党主席，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为此，上台初期的李登辉审时度势，表示国民党将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既定方针，宣称要对蒋经国的遗志“致谨禀遵，笃行实践，竭忠尽智，克竟全功”。于是他一一登门造访诸位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换取党内元老派的支持。
李登辉之所以被当时党内、民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论“法统地位”有“宪法”第49条保驾，论党内政治资本有蒋经国的厚爱，论个人形象有“学者、平民”身份，论籍贯有身为“本省人”的优势，论民意有社会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对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辉借用蒋经国的旗号、安抚元老派、稳定执政队伍等举措，李登辉终于一朝得志，荣登宝座导致朝野间、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拥李潮”。
李登辉本人也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掌权（3）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俩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为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