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进党此一“台独”策略的调整，放弃“激进台独”主张，走“温和台独”路线，对民众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此后，民进党在选举中不断有所收获与进展。如1992年“立法委员”选举、1993年县市长选举、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1997年县市长选举等都获得胜利。
然而，民进党的实力增长，实际上是在李登辉的配合下实现的。李登辉一方面打击党内异己，排除党内“反独”力量；另一方面，纵容“台独”势力的发展，与民进党勾结，推动“独台”政策，让民进党得以坐大。
第六章 党内恶斗弄分裂
新党的诞生（1）
带头分家的是“新国民党连线”。“新国民党连线”成立于1989年8月25日，由国民党内一批革新派人士组成，主要成员有赵少康、王建煊、陈癸淼、王滔夫、洪秀柱、蔡壁煌、洪昭男、郁慕明、周荃等人。
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在1990年“二月政争”之后，与主流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由党内竞争恶化至立足党外竞争，由志同道合变为志不同道不合，是在1992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以后。因为选举结果不太理想，主流派全部怪罪于“新国民党连线”身上。
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成了两派分手的时机。非主流派意识到主流派的险恶用心，感觉到党内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渐消失。非主流派一直坚持在国民党内抗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保住在党内的地位，现在反击无效，与其被招安或被压制，还不如放弃已经没有含金量的权力，重新组织新的政党与国民党放手一搏。二是希望留在党内，阻止李登辉把“中国国民党”扭向“台湾国民党”。如今国民党已经滑向“独台”，“是无可救药了”，与其为李登辉“背书”，还不如重新开辟反对“台独”和“独台”的战场。
对喝国民党奶水长大、靠国民党余荫成长的“新国民党连线”来说，如果要脱离国民党，剪断与国民党的脐带，并非易事。“新国民党连线”对此不是没有考虑，他们认为在国民党、民进党竞争的背景下，两党虽然在维护台湾“安全”、全面“本土化”、谋求“国际生存空间”等“独台”和“台独”方面，有着许多共识，但在争夺执政权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岛内许多选民既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对日益黑暗、混乱的政治舞台的对抗心理越来越大；也不放心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担心“台独”带来社会动乱和战争。这样，必然会给“投国民党一票不甘心，投民进党一票不放心”的选民提供一个选择的目标，有可能在各类选战中异军突起。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的争论，成为新党成立的催化剂，也成为新党成立的舆论准备。正如赵少康所说，本来对国民党中央还抱有希望，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展眼见是一言堂的局面，国民党已不可能接受任何改革意见；“新国民党连线”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寻求发展空间，进行体制内改革已成幻想，我们是被逼上梁山，既然上了梁山泊，就需要有个寨子。国民党部分元老得知此消息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予以阻止。在他们看来，李登辉已经决心走“独台”路线，对主流派来讲，正要把非主流派赶出国民党去，“新国民党连线”的出走未尝是坏事。
1993年7月28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日，“新国民党连线”秘书长李胜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不参加国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拟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脱离国民党另立新党。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核心人物、“立法委员”赵少康、郁慕明、李庆华、周荃、陈癸淼、李胜峰等，在“新国民党连线”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组建“新党”。“立法委员”王建煊也在会上宣布加入新党，并以上述6人一起担任发起人。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立法委员”张俊宏和一些新党的支持者到会祝贺。
周荃在会上宣读了新党“组党宣言”和“基本政治主张”。新党在“组党宣言”中说：今天，小老百姓要发言——大家不甘心于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只能两坏取其轻。我们有权从“投一票给国民党不甘心，投一票给民进党不放心”的矛盾中，投出有用的一票来唤醒两党的金权梦、执政梦。新党还提出了壮大“中华民国”、三党合作避免台湾被“出卖”、直接民选“总统制”、保障人权、“国防”科技化、反贪污、反金权等“八大政治主张”。周荃表示，新党的目标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新党的方针是“以国会为中心，以民意为导向，以选举为手段”；新党的组织是“不设党主席，只设召集人，不设基层”；新党的入党方式是“不必宣誓，不交党费，认同理念”；新党的反对目标是“反台独，反腐败，反特权”；新党的理念是“认同三民主义，追求政治民主，发展两岸关系”。
8月22日，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新党轰轰烈烈地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58位发起人，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学者、文化界人士、中小企业负责人、劳工、残疾人士及民众代表。8月25日，台湾第74个政党——新党，正式在“内政部”登记。
新党的成立，在台湾地区的政坛上引起较大的震动。被排挤出中常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李登辉漏提为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许历农，公开发表文章，认同新党的理念，为新党鼓劲叫好。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成立的国民党内次级团体“新同盟会”，集结了一批非主流派人物，其中有郝柏村、李焕、蒋纬国、许历农、梁肃戎等人，也有各军兵种的代表人物，许历农出任名誉理事长，冯沪祥任秘书长，“新同盟会”则无疑成为新党的“天然同盟者”。
新党的出现，随时都可能起到削弱国民党的作用，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又不满民进党的选民转向支持新党，岛内政局和力量对比因此出现新的变数。当然，新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新党是从国民党非主流派脱胎而来，所以带上了“外省人党”的胎记；新党现有的基础是在台北等都会区，所以带上了“都会党”的印痕；新党强烈反对金权勾结，所以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巨额活动经费和不断攀升的选举费用成为沉重的负担；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是建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立的基础上的，如果国、民两党合流则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成为“无用的少数”。
新党的诞生（2）
新党一成立就活跃在台湾政坛。一是在公职选举中的竞争力稳步上升。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获得554％的选票，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5年底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得票1295％，1996年初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中得票1367％，由建党时的6席“立法委员”，增为21席，“国大代表”有46席。在1998年底的选举中，也有11席“立法委员”。二是随着选举的历练，组织机构与党员人数不断发展壮大，高峰时曾建有10多个党部，建立起100多个大小不等的义工团体，党员人数达到7万人左右。三是新党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新党被冠有“外省党”、“北部党”、“都会党”的帽子，经过新党的努力，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成功跨过有台湾政治南北分界线之称的浊水溪，在桃源、台中、高雄抢滩成功，在中南部及外岛地区均有发展。
新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党的理念与主张，在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二是广泛联合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不满意的政治势力，整合第三势力，特别是联合被李登辉排挤出国民党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重量级人物，发展支持群体。三是灵活运用选举策略。新党核心成员如赵少康、王建煊、郁慕明、陈癸淼、周荃等是国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精英骨干，专业知识、民意基础、社会声望均属一流。他们善于谋断、灵活运用策略，为新党赢得选举提供了保证。
新党的成立和发展，因与国民党“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对以职业团体和军眷人员为主的所谓“铁票部队”的支配力也逐年下降。在1993年县市长选举中，台北市的眷村票至少流失七成。此外，新党“反急独”、“捍卫中华民国”的信念冲击着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民进党内激烈的政策路线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新党的影响。因此，新党曾经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力量，台湾政坛上组成了“一大一中一小的三党格局”。
然而，新党历经1995—1996年的发展，便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危机。
一是诉求失焦。高举“反台独、反黑金、反李登辉”大旗的新党，在成立之初吸引了大批“反李、反台独、要求统一”的选民支持，并在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举夺下21个席位，成为“立法院”中的关键少数。但是1997年后，为了拓展中间票源，新党主要政策出现混乱，如为了凸显关键少数的作用与民进党在“立法院”进行“策略结盟”的举动，使其反“台独”的色彩有所减弱。新党“10人小组”于1998年2月提出所谓的“一中两国”概念，引起党内有关两岸政策的路线之争，使新党的支持者无所适从。
二是内讧不断。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新党一再出内讧，不仅创党元老之间因权力分配不均而矛盾逐步公开化，创党元老与新生代之间由于从政经历以及党内地位不同也不断产生矛盾。互相叫骂式的内斗使新党团结、清廉、战斗力强的政党形象大打折扣，一些原先对新党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也开始由希望变为失望，逐渐回流国民党。新党的民意支持度也逐年降低，由1996年的10％逐步下滑到1999年的3％—4％。
三是票源流失。在2000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新党在“反扁恐独”的心理下，公开号召新党的支持者全力支持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以宋楚瑜为党主席的亲民党成立后，不仅新党的部分公职人员为了政治出路等原因，纷纷投靠亲民党，新党苦心经营的选票与地盘也有全盘被亲民党接收的危险。亲民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争取新党优秀人才，进一步加剧了新党的泡沫化危机。
总之，新党的出现，是李登辉制造国民党内恶斗的结果，是国民党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开始。
党内大老出走（1）
国民党第二波分裂潮出现在第一次直选“总统”时期。“总统”公民直选是李登辉的既定方针。他通过“三阶段修宪”，定于1996年3月举行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和早年做学问时认真严谨一样，李登辉在政治改革上当然也是深谋远虑。作为台湾地区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不会轻易对某一政治体制进行无意义的修正。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进行“公民直选总统”，是有多种政治考虑的。
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直选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的台湾地区，谁决定“公民直选总统”无疑会得到别人无法相比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