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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财团法人机构特别多，成为台湾社会结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台湾“财政部”调查统计，到１９９７年，登记在案的财团法人超过４０００个，涉及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环保、宗教、休闲娱乐、经济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中，基金会则是最普遍的财团法人机构。据统计，到１９９８年初，台湾约有２０００个左右的基金会。在各种基金会中，以文教基金会最多，多半是办理奖学金、赞助或举办文化性与公益活动。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不一，有来自大财团的，有来自个人捐款的，也有来自政府或公营企业的。据１９９４年的一项调查，台湾基金会的经济来源，由非官方、非特定企业支持者占６２８％；由特定企业支持者占２４％；企业与官方共同支持者占１０％；由官方支持者占３２％。
由于财团法人机构依法可免本身所得税与附属机构所得税，还可通过各种手段节税、逃税，甚至进行利益输送，因此大财团、大企业与高官纷纷设立财团法人组织。一些财团法人与营利机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因登记为财团法人而得到免税待遇，而对实际营利所得却不能有效监督。像圆山大饭店、中兴工程顾问社、“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国泰医院、长庚医院、新光医院等，其营业额庞大，却因为属于财团法人，不以赢利为目标，而免缴所得税。
其实，财团法人与各种公益事业免税范围甚广。如财团法人捐赠可以扣除缴税；捐赠财团法人土地可免征土地增值税；捐赠或遗赠财团法人的财产皆不列入遗赠财产总额，可以少缴遗赠税；财团法人办理慈善标售或义卖货物或举办义演，可免缴营业税；财团法人办理收费的娱乐活动可免缴娱乐税等等，所以财团法人常常成为企业与大财团逃税或掩护不正当支出的工具。
财团法人利益输送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五鬼搬运”。一些公益事业或政府机关先捐资成立财团法人基金会，再由财团法人基金会转投资设立新公司，将财团法人的所得利益再转送给公司，公司还有可能转化为股票上市公司。另一种方式则相反，即由特权部门出资成立公司，经营特殊垄断行业，通过公司再设立财团法人，以达到节税与免税的目的。
财团法人为了争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政治人物常常出任基金会或其他财团法人机构的董事长或理事长。据资料显示，约有1/3以上的“立法委员”参与民间组织，在第四届“立法院”中有３０位“立法委员”担任基金会董事长一职，挂名理事长的人则更多。有了政治人物的保护伞，基金会就容易向政府部门申请补助经费。不完全统计，在１９９７年度“中央”政府各单位的财政决算中，补助给“立法委员”所属团体的经费超过２５亿元。如“立法委员”游淮银任副执行长、“考试院”院长许水德任执行长的“台湾棒球协会”，从“内政部”与“环保署”申请到的补助经费达５５０万元。“立法委员”潘维刚任董事长的现代妇女基金会，从“内政部”与“教育部”申请到补助４００多万元；“立法委员”余玲雅任董事长的“高苑工商专校”，从五个部委申请到３５０多万元经费。相反，民间人士担任负责人的基金会则不易获得政府的补助，资金严重不足，运作困难。
财团法人还成为政客官员的“酬庸乐园”。这些财团法人或基金会安插特殊人士或家族亲信担任财团法人董事、监事，或出任财团法人所属的营利事业的重要职位，既领取高薪，又充当“利益输送”中间人。就是一些官方主导的财团法人也不例外，有大批官员在其职权所管范围内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许多财团法人董事长多由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每月平均薪资超过２０万元，比政务官还高，可以说这些财团法人机构变为一种“酬庸”性的行贿受贿组织。
台湾“公务员服务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业务，但财团法人属不属于公职，没有专门法律规定，基本上由“铨叙部”解释，这就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也为官员以公谋私留下了隐患。既然是“人为”解释，就可以变来变去。“铨叙部”曾认定财团法人为公职业务，后来又认定为非公职业务，不能不说是台湾政治的倒退，是李登辉执政以来政坛腐败的深化。
“铨叙部”对官员兼任财团法人董事或顾问，甚至义务兼任人民团体职务，曾认定均不合法。其在１９８２年的解释为：财团法人经费来源，不论是否出于政府机关捐助，如无其他明显法令依据，应受“公务员服务法”之限制。另外，台湾“人事行政局”早在２０多年前即特别作出解释：公务员不得兼任有监督关系之财团法人董事或其他职务。但长期以来，台湾各级政府官员经常兼职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或监事，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却未受到任何处罚。
官商勾结牟利高招（2）
台湾高级官员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情况相当严重，从“行政院长”到各部委部长及局处级干部皆有，完全违背了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问题。据台湾《财讯》杂志报道，90年代末，台湾“经济部”总计有２０名高官违法兼职所管属的５０个财团法人职务。其中，“经济部”捐助成立的２４个财团法人（１９９８年增至２９个），大多有“经济部”官员非法兼职。“经济部工业局”前局长尹启铭更是兼任１０个财团法人职务。时任“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兼任工业研究院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而“经济部”有权决定对这两个机构的财政预算，工业研究院每年约从“经济部”得到数亿元的补助委办经费，如果没有多位“经济部”官员在此兼职，能否获得如此多的委托办理经费令人怀疑。经济部及相关机构对所属财团法人的补助委办经费成倍增加，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别达138亿元、155亿元、183亿元，这有无图利问题与公器私用，一直是外界关心与怀疑的问题。
尤其是许多基金会由政府捐款，而这些款项却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台湾当局捐助大笔经费成立财团法人由来已久，据报道至少有４０多个财团法人靠当局捐助生存。由于政府部门设立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政府补助也越来越大，《中国时报》报道每年有３００亿元流入这些黑洞。由政府各单位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再由相关单位每年编列预算补助，或是列为委办事项经费，已经变成“行政院”的经常性支出。这些财团法人执行的业务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这类预算能在“立法院”通过，背后显然存在着利益交换。不少“立法委员”与这种财团法人有关，有人将这些预算看做部分“立法委员”的广义“公关费”。
这种不当兼职情况不断招来社会的批评与反对。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台湾“监察院”对行政官员违法兼职现象于１９９５年提出纠正，要求行政院提出改进计划。可是主管公务员任用资格、考核的“铨叙部”却在１９９６年２月表示：政府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之设立系经“行政院”或主管机关核准，且其由政府机关捐助之资财，系经依法定程序拨付者，为确保财团法人之运作与设立之政策目的不致偏离，其董监事由政府指派公务员兼任，而不兼薪及兼领公费者，与公务员服务法规定之法旨尚不相违（台中法四字第１０９８８５５号函释）。
此一解释不仅与以前的解释不一致，而且有明显的为公职人员非法兼职财团法人董监事进行辩“十信金融弊案”是台湾政商勾结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大案护、并使之合法化的嫌疑。于是台湾“行政院”用此函回复“监察院”，转眼间，那些非法兼职者成为合法，什么事也没有。不论怎样来解释，官员兼任主管范围内的财团法人董监事，是违背“行政中立”原则的，造成严重的官商勾结与腐败问题。因此，财团法人的不正当利益交换与存在的不法问题，成为在野党打击国民党的又一目标。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民进党籍省议员张温鹰等人指称，“蒋经国基金会”存在不正当操作，有提供“政治献金”的嫌疑。民进党人士更将目标对准国民党副主席连战，指称连战家族设立的“连震东先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则为身兼多项要职的前“行政院长”连战，实为不当。并指出该基金宗旨为“奖励学术研究，提高教育文化水准”，却以巨款购买桃园大溪鸿禧别墅，作为连战的私人别墅，显然与宗旨不符。这一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也有媒体报道指出，连战是财团法人“青年发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却在１９９７年传出“行政院青辅会”向该基金会捐助１亿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陈定南表示，“青辅会”的做法是十足的违法利益输送，连战应将钱退回，而且因连战曾担任“青辅会”主任，已涉及贪污治罪条例中的直接或间接贿赂。新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林郁芳指“青辅会”一年预算才６亿元，竟然捐出１亿元给连战设立的基金会，这种做法难以令人接受。他同时指出，“青辅会”主任黄德福一手要预算，一手捐钱，不仅是进行利益输送，也是欺骗“立法院”，“胆大妄为”，新党还要求“监察院”弹劾黄德福。也有人要求黄德福辞职，向人民谢罪。民间公益团体更是感叹不平，他们为公益事业筹款并不容易，而政府却如此大方捐助，让他们无法理解。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柴松林教授表示，台湾的基金会实在是太杂了，指责有人借基金会这类非营利组织的名义，为个人或企业牟利。这一连串事件，对国民党与连战的形象伤害甚大，进一步增强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
高官兼职赚钱有方（1）
国民党政权腐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官员、议会议员不仅在政府设立的财团法人机构任职，而且在企业兼职，甚至其家属亲友也被安插在关系良好的企业或财团法人机构，造成政商不分、官商一体的高度政商结盟。
在现代民主社会，为了避免官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均定有回避制度，即政府官员不得在企业单位兼职，可台湾各级行政官员在企业兼职却十分流行，几乎没有官员不兼职的。
台湾的法律为官员兼职留有漏洞。依“公务员服务法”第１３条规定，“公务员非依法不得兼任公营事业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监察人”。但法律却没有明定公营事业董事、监事可由公务员兼任。不过行政部门却依“公司法”第２７条“政府或法人为股东时，得被推荐为执行业务股东或当选为董事或监察人，但需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职务。”
对于官员兼职一事，台湾“监察院”也早就提出纠正方案。据报载，１９５１年与１９５６年，台湾“监察院”两度对行政官员滥行兼职进行调查，查出当时在公营事业兼职的官员达８０多人，但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清理。结果４０年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官员兼职情况更加普遍，特别是行政官员兼任下属主管公营事业董事、监事十分普遍。如“经济部”前工业局长尹启铭、“国贸局长”林义夫兼任“中船公司”董事；矿业司长曾四安、“能源会”执行秘书易洪庭兼任“中油公司”董事，商检局局长许鹏翔兼任台糖公司监察人；主管“国营事业”的“国营事业委员会”执行长郑温清，是下属企业台糖公司的董事；“中央银行”前总裁许远东兼任“中央存款保管公司”的监察人、业务局长林维义兼任台湾银行常务董事及台电公司的董事；“财政部”政务次长王政一兼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常务次长戴立宁兼任“中央再保险公司”常务董事；直接主管金融业务的金融局前局长陈大在兼任台湾银行监察人、副局长张秀莲兼任“中国输出入银行”常驻监事、主任秘书张国缙兼任交通银行董事等。前任省主席赵守博是“财政部”指定的交通银行董事，“劳委会”主任詹火生与“行政院”政务委员杨世缄均是中华电信公司的董事。
一些卸职的高官或民意代表也继续担任政府投资事业的董事与监事，造成严重的官商勾结。１９９９年底，爆发公营事业台肥公司炒股案，炒出了不少政治人物出任政府投资企业董事监事的种种问题。国民党掌控的公营事业与党营事业往往成为政府上层官员退职后的最佳去处，作为安排其后路的“政治酬庸”，而非专业需要。于是这些不在位的昔日高官可继续领高薪、用专车、配司机，却不顾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