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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报道，１９９８年国民党岁出为７０亿元，国民党党营事业缴党库为６０亿元，占国民党整体岁入八成以上，为国民党最重要的财务来源。而作为第二大党的民进党则经常是手头拮据，连中央党部办公大楼都是租来的，经常缺钱花，在２０００年初公布的党产只有２亿多元。新党就更不用说了，几无任何党产可言。因此，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就成为在野党尤其是民进党攻击的重要目标，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压力。
党营事业更是国民党在各种选举中最大的资金来源。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台湾各种选举非常频繁，而选举不过是一场金钱竞争的游戏，需要巨额的选举经费，党营事业就成为国民党选举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据报道，在１９９４年省市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筹资选举经费达４５亿元；１９９５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时，筹资增至６５亿元。在１９９６年“总统”大选中，党营事业支出的经费更为庞大。据同年３月２日《中国时报》报道，党营事业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资金调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调度支应。“投管会”主委刘泰英表示党营事业“投管会”统一支应李登辉竞选总部的经费为３亿元，而在上年度盈余中有一定比例用于大选，估计为５亿元。第二个层次是由七大控股公司，对下属公司的道德劝说。据悉凡是国民党有实际控股权的公司如台裕、中华开发、中兴票券等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捐款给国民党，每家的金额为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不等，估计能筹到３亿元。第三个层次则是党营企业全方位的向与其来往的民间企业募款。据国民党内人士保守估计，党营事业投入“总统”大选的经费至少在１０亿元以上。而外界估计，党营事业实际投入这次“总统”大选的经费相当大，至少达百亿元。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中，党营事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只向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捐赠５亿元，但民进党指控其计划投入的选举经费超过１００亿元。
也许谁也说不清党营事业在每次重大选举中出了多少钱，但不可否认的是，党营事业始终是国民党选举经费的重要来源，对国民党的党务运作与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民党在面对压力下也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根本原因所在。
金权结合的典型（1）
国民党党营事业是政商一体的典型，是金权政治的最佳写照。
“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党营事业经营公开化，让民间企业人士加入，以监督党营事业的经营活动。但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成为国民党建立政商关系的最佳途径，“投管会”变成一个政商结合体。有不少财团老板被聘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如耐斯集团的陈哲芳、威京集团的沈庆京、美发吾公司的李成家、高雄陈田锚家族的陈建平，宏国集团的林谢罕见、长亿集团的杨天生、丰群集团的张国安、金鼎证券公司的张平沼、永丰余集团的何寿川、润泰集团的尹衍梁、裕隆集团的林信义等。这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不仅是刘泰英的好友，也是党营事业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在经营上逐渐与大财团结合，形成一种新型政商关系，其结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国民党控股公司投资大财团旗下企业，形成政商结合。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最多时达３００家左右，其中多是大财团属下企业或知名大企业，由此建立了更为广泛的政商关系。以华信银行为例，它可以说是国民党与财团结合的一种典型。国民党通过悦升昌昔日国民党党产负责人刘泰英投资公司取得华信银行５席董事与２席监察人席位，润泰集团通过复华建设公司投资取得该银行６席董事及１席监察人。这样，华信银行基本上由党营事业与润泰集团所控制，国民党与润泰集团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密切友好关系。国民党党营事业与财团的这种政商联合十分普遍。
党营事业与大财团合作，进行利益输送，形成一个政商利益群体。这种政商关系的建立还可以从“尹书田纪念医院１０亿元捐赠案”中看出。这个案子简单来说，就是刘泰英主导将党营事业的１０亿元捐给与他有非同一般关系的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的家族医院。尹衍梁是刘泰英在淡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刘泰英曾投资尹衍梁创办的光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并担任润泰集团下属复华建筑经理公司董事长。刘泰英在接掌党营事业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后，与润泰集团的直接与间接业务往来更加频繁，事业上相互支持。据悉，刘泰英能登上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曾面临不少阻力，而主要股东之一的尹衍梁为刘的当选立下汗马功劳。刘泰英在成立台湾综合研究院以及在为国民党选举募款时，尹衍梁也是主要“金主”之一。
这个案子曝光后，自然会受到外界的质疑，认为刘泰英有图利财团之嫌。刘泰英为何不选择其他医院，而选择一个与自己关系十分密切的财团医院？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泰英的辩解，却正揭示了国民党与财团的相互支持关系。刘泰英表示，尹书田生前对国民党贡献很多，尹衍梁长期配合党做事情不求回报，双方关系良好，所以就同意了这个案子。这不过是金权交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这一层政商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国民党与尹书田纪念医院均为财团法人，捐款可以“节税”，再一次证明国民党与财团的不公与不法作为。
党营事业通过“策略联盟”方式展开与财团的结盟行动。在许多政府重大投资计划中，党营事业与其关系密切的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如在台北国际金融大楼的竞标中、在高速铁路的两大财团争夺中、在电信大哥大申请设立的夺标中，与党营事业关系密切或以党营事业挂帅的“结盟”，均能无往而不胜。可以说今天台湾每一个大财团几乎都与党营事业有某种关系。就是一向与外界合作较少及标榜远离政治的台塑集团也难免，台塑集团早就投资党营事业的永嘉化学、中美和等公司，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还通过所谓的“丢金捡土”的办法图利财团，以巩固国民党的政商关系。“丢金捡土”就是党营事业低价出售经营良好企业给财团，而高价购买面临问题的企业。如党营事业曾大手笔出售中华开发、华信银行等赚钱的企业股票，而购买呆账一大堆的泛亚银行、高雄中小企业银行等企业；抛掉台积电与联电这种高科技盈利企业的股票，换来国扬、安锋等问题企业的“地雷股”（存在财务危机企业的股票）；卖掉值钱的中广大楼，而买进与价值极不相符的东帝士东星大楼与冠德大楼等。党营事业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被外界称为“丢金捡土”。在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政商结合与利益输送。党营事业出售赚钱企业，并不是出售给一般企业，而是出售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的特定财团，像耐斯集团、润泰集团、长亿集团等。所谓的“捡土”，也不过是帮助这些出现问题与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决困难而已。
在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台湾时，台湾有２５家大财团发生财务危机，其中有１４家找上国民党党营事业求援。但国民党党营事业只选择９家企业进行救援。原来这９家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均是与国民党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企业，而非刘泰英所称的这些企业“本业基础良好”。党营事业救援的第一步，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援助，并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稳住银行的贷款支持。第二步则是由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结合其他金融机构联合贷款“纾困”。此外，刘泰英也向各银行施压，要其不要对这些企业抽紧银根，以分散风险。有人指出，国民党一手遮天，运用党营事业做政治利益的巩固与交换，将原本体质不佳的企业风险由广大的纳税义务人来承担，是极不公平的。
金权结合的典型（2）
党营事业还依靠特权，大肆向银行借贷。到１９９９年７月，党营事业向银行借贷负债余额高达１０２８亿元，加上公司债发行余额３２９亿元，合计１３５７亿元，不仅造成党营事业财务状况恶化，而且金融机构坏账也不断增加。
党营事业之痛（1）
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只是正当经营赚来的，还涉及许多颇受争议的党产来源与贪污问题，以及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属于全民的“国库”扮演了重要角色，即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通过五大手法侵占“国库”财产。一是廉价购买及无偿占有“国土”。国民党惯用手法是“据地为王”，“先占先赢”；然后“廉价租用”，最后是“低价买进”。台北博爱特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土地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民党在租用多年后，于１９９０年向“国有财产局”以３７亿元买进，较当时市价低了４０亿元。二是“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就是“国库”直接拨款给国民党党营事业，如中央社、中央日报、中正书局与中广公司等党营文化事业，过去长期接受政府预算补助。三是委托业务。即政府成为党营事业大客户，如中兴电工、中央产险等党营企业长期与政府所属的机构或公营企业有生意业务往来。四是双向委托投资，包括政府委托国民党做“人头股东”，如中华票券公司与“中国商业银行”等，以此规避“国会”监督。五是“党政合资”，政府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创业，是党营事业得以壮大的关键因素，因为这类事业多半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从而获得巨额利益。
国民党还依靠执政权与庞大的党营事业，大玩金钱游戏，操纵股市，投机外汇，大赚特赚。党营事业在市场呼风唤雨，玩股票，影响股价是其一贯做法。党营事业老板刘泰英被称为股市“爱国大户”与“多头总司令”自不在话下。在１９９６年两岸关系危机引起岛内股市大跌期间，党营事业不仅成为国民党护盘基金的重要出资者，也是市场上重要的支撑者。如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李登辉宣誓就职当天，刘泰英下令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和华夏投资公司投入３０亿元进场护盘，支撑股价，为李登辉“增添光彩”。党营事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已不再只愿从事长线操作，而加强短期投资，操作股票，于是股市已成为国民党牟利的最重要途径，国民党成为股市超级大户。１９９６年，国民党除上市、上柜公司股票外，还有４７８亿元的未上市股票，总计上市、未上市股票达１３７２亿元。这年后期，股价持续走高，七大公司持有的股票也不断增值，加上刘泰英在市场不断喊话，表示股市持续看好，仅８个月其股票与共同基金账面上投资就赚了５８５亿元，从原８９4亿元增为１４７９亿元。加上新上市、上柜与未上市部分，其持股价值合计超过２０００亿，显然成为市场上的股市大户。执政党身兼股市大户，国民党这种做法可说是举世无双。
就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扩大蔓延之时，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在党营事业研讨会上大放厥词，在表示新台币汇率会贬到３５元之后，市场便传出党营事业利用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ＮＤＦ）赚进丰厚差价。同时李登辉警告，大陆可能出现如同东南亚的金融问题，加深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被外界认定为国民党党营事业大玩远期外汇交易，投机炒作外汇。台湾《联合报》一篇文章这样指出：“就在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人心惶惶之时，令人扼腕的是，执政党的党营事业却在此时加入投机炒汇行列，不仅难脱‘发国难财’之嫌，更是加重新台币贬值的元凶。国民党大掌柜一方面在市场放话新台币贬值，党营事业却一方面大玩不用本钱的远期外汇交易。一唱一和之间，又有多少炒汇钱轻松落袋，而寻常百姓的资产却缩了一成。”
国民党党营事业的金权勾结与过渡的金钱投机，引来外界更大的不满。台湾《联合报》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无论是买票败坏选风，或玩弄特权与金钱游戏，或在股市中翻江倒海，套杀散户，问题的关键皆在于国民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又拥有如此庞大的党产，财大气粗，所以能上下其手”。有媒体批评道：“政党系以获得政权、服务民众为目标，绝对不是为了投资股票、追求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