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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批评指出，由于党产缺乏监督机制，党产操作已沦为一两个人的黑箱作业。“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不但反映了党内失去民主机制，而且污染了政风，戕害了社会经济正义，更已严重背离了政党国民党党产一直是外界质疑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头痛的问题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到了涉及违法或违宪的地步。归结而论，国民党党产问题可以说是现今民主政治及社会正义上的一大毒瘤，不能不加以铲除”。
对外界的指责与批评，国民党也曾承诺对党营事业进行改革与规范。在１９９６年召开所谓的“国发会”上，就“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范围”约束问题展开讨论，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利益交换下达成有关党营事业经营活动的四大共识：党营事业“不得介入公共工程，不得经营垄断事业，不得介入政府采购，不得赴大陆投资”，并由行政部门做进一步的法律约束。这被民进党认为是一项与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这“四不”对党营事业经营与发展不仅一点未受影响，而且党营事业日益发展壮大。对此共识，台湾行政部门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认为对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另立政党法规并不恰当，最后决定由“内政部”在修正“人民团体法”时，将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约束问题进行原则性与宣示性规定。其实，寄希望于执政的国民党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本党投资事业与经营的法规，无异于缘木求鱼。
党营事业之痛（2）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便成为在野的民进党攻击与批判国民党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每到重大选举期间，民进党就会大批特批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揭露其种种黑幕，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压力，在选举中显得相当被动，无法获得选民的支持。在2000年“总统”大选前，民进党“立法委员”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党营事业染指重大工程模式”记者会，揭露国民党党营事业近年来以配合“政府政策”为名，结合财团“党友”进军重大工程牟利，包括杨天生的长亿集团、沈庆京的威京集团、尹衍梁的润泰集团、林谢罕见的宏国集团、高雄陈家企业集团，都以国民党党营事业投管会委员的身份与党营事业合作，尤其是党营事业更与这些财团、派系结合，以政治“酬庸”换取选举时的选票支持。同时指称，国民党党营事业为了染指重大工程，自行建立起包括上游顾问设计、中游营建管理与下游营造厂商等一整套完整营建事业，完全背离了“国发会”达成的党营事业不得参与公共工程的共识。党营事业介入各项重大工程的方式包括土地变更、特权开发、与财团勾结、炒作土地及钻BOT（兴建、营运与转移）工程漏洞等。
国民党在选举经费与庞大人事费用支出的需要下，无法放弃党营事业，只能进行苍白无力的辩解。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党营事业面面观”说帖中称：“中国国民党是合法登记的政治团体，党员和党之间不是公司和股东的关系，故无分配党产问题。依法，中国国民党党产和其他社团法人的财产一样，不能做分产的请求。就算财团法人要解散，其财产也必须清算，若有剩余，依法须归中央政府。”但这种说词，选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然而，没想到因为2000年一场政权选举保卫战，惹出国民党党营事业的种种黑幕，党营事业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受到全社会的攻击与谴责。
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之前的造势活动中，以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为打败民意支持率甚高的脱党参选的宋楚瑜，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杨吉雄揭发出宋楚瑜儿子宋镇远，购买党营事业中兴票券公司票券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案即所谓的“兴票案”，由此引发宋楚瑜在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与兼任党营事业公司董事长期间的资金往来内幕，于是党营事业的金钱交易与不法活动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与独立参选的宋楚瑜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研究国民党党产多年的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表示，国民党庞大的党产，已造成弊案连连、黑金政治泛滥，甚至成为民主政治的障碍。另一学者陈明通则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已转变为金融资本形态，未来国民党若以金融机构操控地方派系，将形成类似日败选后的连战代理“国民党主席”，在孙中山像前沉思本的财阀政治，黑金问题将更难根治。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并为了“总统”选举的需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不得不提出将国民党党产交付信托的方案，计划由专业管理人或机构代管党产。然而，外界对这种办法能否改变党营事业这只黑金政治的怪兽，国民党能否与党营事业脱离关系，普遍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国民党将侵占的公共资产信托是“黑钱漂白”。更有人指出，国民党担心政权不保，一直在大量出售党营事业的土地与股票，以换取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党营事业交付信托，到时候党营事业公司的资产可能个个被掏空，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空壳。
由于国民党背负党营事业这一为外界长期诟病的黑金政治包袱，加上与党营事业相关的“兴票案”冲击，原本民意调查声望与支持率一直领先的宋楚瑜选情生变，代表国民党选举的连战形象也大受影响，结果宋楚瑜与连战双双在选举中失利，让民进党的陈水扁从中得利，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50年的执政权。
尾声 能否东山再起
党内斗争持续上演
国民党失去政权的最直接原因应是国民党的内斗与分裂。20世纪90年代初，新党的出走使国民党失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人才与政治精英。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前，因党主席李登辉阻挠连战与宋楚瑜合作，迫使宋楚瑜脱党独立参选，国民党的这次选举分裂直接让民进党从中渔利，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执政权。
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并没有因为失去政权、李登辉被迫辞去党主席与退出国民党而有所好转。相反，李登辉的阴影及其极端本土势力在党内仍具影响力，直接影响着国民党的改造与团结，也是国民党分裂与内斗的主因与未来东山再起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改造刚开始时，李登辉的人马不满台北市长马英九处理群众要求李登辉下台的游行抗议做法，将矛头对准了党内精英与社会形象良好的马英九。马英九不仅未能成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不断受到党内这批人士的指责。李登辉及其在国民党内的旧势力，千方百计地破坏国民党的团结，要继续铲除党内的优秀人才。这同昔日李登辉搞垮国民党、将权力转移给民进党的思考逻辑与做法是一致的，即要通过国民党内的斗争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由于选举失败造成的李连心结，在党内出现“拥李派”与“拥连派”两大势力，也是国民党改造的重大隐患。对国民党在上次台湾领导人大选中的惨败，“拥连派”将失败的主因归于李登辉，认为党主席李登辉应负最大的责任。特别是对李登辉在选举的最后关键时刻，未能按选举智囊的计划，公开发表遏制“弃连保陈”效应的演讲稿，引起“拥连派”事后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也直接导致李登辉的提前辞去党主席。“拥李派”则对此表示不满，发表对连战的不利言论。这两种力量在党内的斗争一直在持续，而且在党内变为本土派与非本土派的斗争。
大选失败后，党内斗争在“立法院”的次级团体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当时，“立法院”内国民党的次级团体颇多，包括“台联会”、“新台湾问政联盟”、“亲政会”、“亲民会”、“协和会”、“改革会”、“原住民问政会”、“E世代问政联盟”、“国大联谊会”、“新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等。其中，这次台湾领导人选举后成立的“改革会”与“E世代问政联盟”，分别是拥连与拥李的主要团体。“改革会”成员包括了丁守中、朱立伦、陈学圣、郭素春、卢秀燕、赵永清、黄明和、章仁香与许舒博等人，多为连战的竞选智囊人物。“E世代问政联盟”则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走的是以台湾意识为主流的李登辉路线，其成员包括陈鸿基（会长）、徐中雄、林炳坤、林建荣、林志嘉、陈根德、郑永金、陈杰儒、翁重钧、黄敏惠、王昱婷、刘宪同、林国龙等人。据报道，“E世代问政联盟”部分成员在台湾领导人大选时，便采取“非连即扁”的态度，极力主张不能让宋楚瑜当选。选后，党内有人多次主张连宋合作，该团体有人扬言，如果让宋楚瑜回国民党，他们只好选择民进党。后来，有些成员加入了台联党，有些加入了民进党，陈杰儒加入了无党籍联盟，即使留在党内的，仍是一股与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本土势力。可见国民党内的极端本土势力或拥李势力，成为制约国民党改革与重新夺回政权的重大障碍。
党内两种势力的斗争最终导致李登辉被清除出国民党，国民党再次分裂。以李登辉为首的一批走“台独路线”的国民党成员出走，成立了以前国民党成员为主的台湾团结联盟党，并成为民进党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反国民党的一股“台独”势力。
在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岛内又一次重大选举即2001年底“立法委员”选举中，由于李登辉的被清除、部分国民党本土派加入台联党参与选举及提名策略的失误，国民党再次遭遇重挫，从“立法院”第一大党沦为第二大党，失去了“立法院”的主导权。在新一届“立法院”运作中，国民党内仍不能高度团结，不断有“立法委员”站在党的对立面，与民进党为伍，迫使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开除已无党性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再度减少，国民党力量继续下降。同时，民进党通过权力与金钱的利诱，一些国民党老党员、重要干部投奔敌营。时至今日，国民党内亲李登辉的极端本土势力并没有完全终结，仍制约着国民党的纯洁度与发展。
领袖人物难觅
国民党执政时曾号称有250万党员，但自失去政权后，党员更是加速流失。为重振士气，国民党曾在2000年底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虽称有105万人登记，但对党的认同度并不高。国民党在2002年一次私下调查发现，真正交纳党费的党员只有30多万人，就是说在不到两年内流失了70多万党员，与民进党党员从不足20万在两年多时间增至40多万形成鲜明对照。
国民党党员的流失，一部分是投靠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泛蓝兄弟亲民党；一部分党员则在民进党的拉拢下投靠民进党，像有30年党龄的前“交通部长”林陵三与高雄县国民党前党部主委刘宪同等投入民进党的怀抱；部分国民党员则因对国民党的失望而退出政党。
国民党领导层成员严重老化，缺乏青年人的参与。不论在党的组织领导层，还是“国会”的“立法委员”，年龄普遍偏大，中青年严重不足，缺乏创新与活力。老化的国民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在选举中处于劣势。相反，民进党领导层年轻，许多30多岁的人在党内担任要职，“立法委员”的平均年龄较国民党低出许多。特别是陈水扁多次选举幕僚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从而吸引许多年轻人的投靠与支持。尽管国民党在党的改造中，将“年轻化”作为重要目标，要积极争取招募年轻人，提供青年干部表现的机会，并制定了“青年专案”，在种公职人员选举中，希望能保障青年名额不低于提名总额的1/4，以扭转国民党在青年人中的老化印象，争取青年人的认同与支持。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党内领导层青年参与率甚低，决策层更无青年人。国民党要浴火重生，必须走出老人政治的窠臼，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优势，国民党才能焕发青春，轻装上阵。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领导层，缺乏政治领袖人物。民主政治是一场选举游戏之争，政府领导权是候选人通过选票获得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来获得。能否获得民众支持，需要许多条件，如候选人所属政党的形象与基本实力（非政党候选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