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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黄蜂降落在他的小腿胫部，在右膝下方的六英寸处。萨姆低头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打乱脚步，因为如果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突然这样做他会跌倒。他低头盯着这只黄蜂，即便他的脚踏在一根又一根的枕木上，腿部跟着上上下下地抖动，这只黄蜂仍牢牢趴在他的皮肤上。萨姆俯身去扇。
黄蜂蜇了萨姆。
萨姆像一匹受伤的马儿一样弹了起来，然后用手向黄蜂拍去，但遭遇到抵抗，因为小虫子还没有离开叮咬处。他倒了下去，左踝撞在右边半埋的铁轨上，疼痛不堪。
“该死的！”
只几秒钟的工夫，蜇伤处变得又肿又青，疼痛难忍。萨姆气喘吁吁地在铁轨旁站起来，观察伤口的变化。他是头一遭被虫子蜇，大约一分钟后他开始感觉呼吸困难，这时他意识到自己起过敏反应了。
后来还被蜇过一次，但那次他已经是大人了——在芝加哥打三对三篮球赛时，他被一只蜜蜂叮了一口。那晚他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去过急诊室了吗？”妈妈问。
“没有，妈，”萨姆说。“我吃了两片苯那君伤风抗生素药的一种。”
“我还记得你跑步训练时被蜇的那天。”
“是越野训练。”他纠正道。
“越野跑步训练，”妈妈厉声反驳道，但接着她轻声笑了起来。“你回来的时候脚踝肿得像个垒球。”
“不是脚踝，是胫部。那次比这次严重多了。当时我不得不顶着那个‘垒球’走两英里。”
“是啊，那‘球’可真大。”
他们谈论起了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一家，直到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了，他和父母都把听筒放在耳边，静静地坐着——爸爸妈妈一人拿着一个无线电话分机。这种安静并不让人觉得不舒服——每个人都知道话还没说完——但将近半分钟都没人说一个字，他们等着谁再开个头。
“萨姆，诺斯伍德这儿有个小男孩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最终科恩太太开口了。
“真的？”萨姆侧着头用肩膀夹住电话，随手翻看着《纽约时报杂志》，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他喜欢的一位爵士乐吉他手，他不想在开始读这篇文章前父母就挂断电话。
“是的，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他爸爸说。“你确定高中的时候没有让那些女孩中的某一位怀上？”
如果换作别的父子，这番话会像熟悉的玩笑话般一笑而过。但在萨姆和他父亲之间，话里还有话。
萨姆和父亲之间最激烈的战斗持续时间大致和二战一样长：从他十三岁那年的九月到十七岁那年八月毕业于诺斯伍德东部高中。那时的萨姆一到周末就喝很多啤酒，抽很多大麻，还带女孩回家，他知道爸妈不会喜欢这些女孩，当他和她们中的某位睡觉时也不会向爸妈做任何掩饰。科恩夫妇是自由思想派，对性事不是特别介意——至少在萨姆满十七岁之后——但他们震惊的是他对性伴侣的不加选择，聪明的、笨的，瘦的、胖的，富的、穷的，什么样的女孩都往家带：十几岁的萨姆和女孩上床就跟无聊地在电视上快速翻台一样，每个节目都差不多。
当然，他的不加选择和很多女孩主动投怀送抱大有关系。萨姆把这等艳福归功于流传在校园里关于他那玩意儿尺寸的故事。随着故事的流传，自然就被夸大了，但还不是太离谱。到萨姆上初二时，他发现总有好奇的女生愿意把他带回家，或是跟着来到他家。他们兜风，或者选一场看的人不多的电影坐在后排。他并不一定和每个女孩子都发生性关系——有些只想预演一下——但坦白说，女孩子们注意的地方全都一样。
“那么，他是谁？”萨姆问。
“那个小男孩吗？噢，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科恩太太说，“你爸爸在一家水果店看见他，然后在肉店又认出了他。”
“这太不寻常了，真的。我们回到家，翻出老照片，如果你还在上二年级的话——你们可能就是双胞胎。”科恩先生说。
“你们看见他母亲了吗？”
“和你差不多岁数，也许大几岁。漂亮，苗条。”妈妈说。
“你回忆起什么了吗，儿子？你放‘春假’时有没有戴过安全套？”
“詹姆士！”科恩太太眉头一皱，萨姆能从电话里听见她不悦的嘟哝声。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爸爸。”萨姆说。
“你确定吗？你确定和那个丰满的曲棍球守门员一起时安全套没有滑落？她叫什么来着？丽贝卡？”
“你爸爸只是在开玩笑，亲爱的。”
“妈，我知道，但真是挺有趣的，那个小孩，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嗯？”
“他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科恩太太说，“你的那个只是晚出现了二十年。”
“太怪了。”
“工作怎么样了？”
“忙。”
“接到好的案子了吗？”他爸爸问。“这周赚了什么脏钱没有？”
从另一方面讲，这个玩笑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讽刺挖苦。詹姆士·科恩对儿子的律师职业引以为傲，还向朋友们夸耀儿子那些有钱的大客户。他经常把“脏钱”这个词用来指代自己激进的大学时代，这样说有点自我嘲讽但又不是太敏感。他不以那段岁月为耻，也不觉得自己当年反战，往大学报纸的底页投针对白宫的重磅文字炸弹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到了中年，他已变成一个虚伪的资本家，有了自己的企业，以很快的速度把它做大，在五十岁之前就转手他人。退休之后，他把自己年轻时候的行径看做成长的一个阶段。他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儿子十几岁时对男女之事的随意，但他那时和现在都忍不住要严厉地说上两句。
萨姆不予理会，他愿意谈点别的，而不是那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小不点，一个脸上还沾着巧克力的小屁孩。他确定自己在诺斯伍德没有孩子，但他在那儿确实有秘密。这番谈话使得他的父母开始涉足掩埋在尘土下面的那些秘密。
当晚，他挂断电话后，安娜·凯特·穆尔的名字只在他脑海里盘旋了一两分钟。他打了个冷颤，把这事从心里驱赶出去。他玩了一个小时电脑——玩的是一种名为“影子世界”的多人联机新游戏，他的一个客户坚称这将成为新的大热门（这个客户坚信不疑，事实上他已经买了五千股这个游戏开发公司的股票）——然后他看着西海岸篮球联赛进入了梦乡。
第八章
躺在里克·韦斯的床上，手臂上枕着睡着了的韦斯老婆，比格·罗布没有多想这样做是否道德。他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很讽刺——开始于调查一个有出轨嫌疑的丈夫，却终止于和一个有夫之妇睡在一起——但他接着觉得自己把“讽刺”这个词和另一个词混淆了，刚才他是不会想到这个词的，怎么形容这件事不重要，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在所难免。妈的，可这样说也不对。
明知这个女人是杀害菲利的同谋，却以这样亲密的姿势和她躺在一起，比格·罗布觉得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她是同谋？是这样吗？他甚至还不清楚菲利·卡内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酒精、黑暗和射精后的疲倦让他没有能力去思考。
那些女士们把饮料和酒以各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已经喝了三轮。然后他们六个移师到另一张新空出来的圆桌上，这张桌子更为舒适。比格·罗布充分施展自己天赋的魅力，时而插科打诨，时而引趣逗乐，带来阵阵欢笑。他给她们讲述好多年前他还苗条时所经历的冒险故事，从高中时代打兜网球加拿大传统体育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原为加拿大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时的一种活动，后流传到美国等地。网兜球用橡胶制成，呈白色或橘黄色。比赛双方每队十人。比赛时，运动员用网兜棒接球、传球、带球跑，亦可在地面滚动球或用脚踢球，以将球掷入对方球门得分。比赛时间为六十分钟，分四节。1904年、1908年第二届、第四届奥运会上被列入比赛项目。讲起，一直讲到在海军服役期间的故事以及当警察的故事。
晚些时候，比格·罗布又讲了他当年几乎要投资买一些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干的是人类克隆，用基因手段治疗癌症之类的事。但他把钱投在了一艘船上，其他所有投资生物技术公司的朋友都富了。“而我现在连船的影子都找不到了。”比格·罗布快活地说着，高声笑起来。
“里基和我会变富的。”佩格突然说道，她把一杯酸果蔓色的酒端到唇边，仿佛想用酒杯把嘴罩住，免得泄露秘密。
“快说。”叫琳达的金发女子说，一点也不怀疑。
“我不能告诉你们所有的细节，”佩格格格笑道。“这是个秘密。”她用下巴指指比格·罗布，并不担心被他看见。但当他们的目光相对时，两人愣住了，佩格薄薄的嘴唇张开的样子让比格觉得有种不经意间的性感。
“我只是路过这个小镇，”比格说。“你们的秘密会留在这里，不管是在布里克斯顿发生的事，还是在这里说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吧。”他眨眨眼，没有特别对着哪一位。
佩格让大家一起在桌子边围成一团，大伙儿都头晕目眩的。“里基和我在芝加哥一个有钱的医生那儿有不动产。时机一到，他和我就去提钱。”她打了个嗝。“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比格·罗布朝女招待挥手要酒，她用涂过的指甲指向时钟，提醒他这是最后一次要酒。“那么这个医生，怎么了？他做什么坏事了吗？”
佩格打起嗝来看来不止一个，“还没有，他还没做，我就说这么多。”比格·罗布轻轻地给她拍背，仿佛是一种亲切的治疗手段。
“如果他要做什么坏事，你难道不应该在他做之前就报警吗？”乔问。
“嘘！”佩格重新把众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不确定他会不会做。”她停顿了一下，控制住胸腔，比格·罗布继续用左手帮她揉背。“可是一旦他做了，我们不会让他逃脱的。”
“这个医生要干什么事？”比格·罗布问了一句，担心别的几个不会问这个问题。
佩格从女招待的托盘里随便拿起一杯酒。“我不能告诉你那个。”她用大口喝酒来止住打嗝。“能说的就这么多。”
酒吧打烊后，比格·罗布第一个提出送她回家，她接受之后，其他几个女的卖弄风情地说着再见，消失在停车场的黑暗中。比格·罗布把她扶进旅行车的副驾驶座上，然后绕到另一边坐进车里，这时她已浅浅地入睡了。比格碰碰她的头发，她醒了过来。
“你会邀请我去你汽车旅馆的房间吗？”佩格问，因为酒精和犯困的缘故她的眼皮变得沉沉的。
在酒吧里佩格故意用手不断地触碰他的膝盖，比格·罗布从这一点就知道要把她单独约出来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不能让她睡着，他知道有一种办法是干陌生人在汽车旅馆里通常干的事，但他确信里克·韦斯的家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他提出把佩格送回家的首要目的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看看犯罪现场。
“我有个同屋，”他说。“总公司和其他分公司都削减了预算。”佩格眉头皱起来。“我们能去你那儿吗？”
佩格头皮发麻，她一头撞在车窗上。“噢，”她说，“我结婚了，你知道。”
比格·罗布转向一边。这让他看起来很有风度。“你丈夫在家吗？”
“不。”
“今晚会回家吗？”
“不。”
“那么，就这么办吧。”
“那么，就这么办。”
比格·罗布已开车经过里基的拖车房好多次了，他发动汽车，默默地向那里驶去。他粗心大意了，还剩一英里就到时佩格说话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儿？”她问。
“我不知道啊，”比格说，“这是个小镇，我猜想如果我的方向有误的话你一定会说话的。”在她看来，这种解释还算合理。“这条路对吗？”
“停在这儿。”她说，一只手指伸进他的衬衣袖管，和其他手指一起揉搓着比格衬衣的棉布料。“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比格。”他微微一笑，佩格高兴又调皮地用手掩住了他的嘴。
他们在街上停下车，踮着脚走向她家的铝门。比格·罗布原想这个地方一定很糟糕。但当他俩走进去后，他发现情况恰好相反，这个干净的拖车房居然看上去很高档，这让他吃了一惊——像女电影明星拍片间隙休息的地方。
他们站在干净的厨房和整洁的客厅的中间，就像两个忘记台词的演员。空气不怎么新鲜，混合着氯气和空气清新剂的味道。“你这儿有什么喝的吗？”比格·罗布问。佩格笑了起来，他们已经喝了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