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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执照期满后，戴维斯并没有回到诊所。里克·韦斯被宣判之后，芝加哥的日报对戴维斯失去了兴趣，但是起诉他盯梢他人的案件却上了郊区报纸的头版，使他变得声名远播，倒不是他预料中的那种臭名昭著，人们很同情他，他失去了女儿和妻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出于对上帝的热爱朝他开了枪。也许他对贾斯汀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某种道德准绳，但是没有人觉得他对贾斯汀是个威胁，除了对他提起管制令的玛莎·芬恩（管制令有效期至贾斯汀十八岁）。
戴维斯不做手术了，他在各种研讨会、晚宴和慈善机构募捐资金活动中演讲，接受丰厚的酬劳。他成了周末坐在电视台圆桌边的权威专家。这时针对生育诊所的暴力行为愈加频繁，而关于克隆的伦理话题在各种新闻周刊的头版上大幅讨论。五十六岁的戴维斯·穆尔医生不再看病，却成为克隆界最受人瞩目的发言人。
当然，他决不会在公开场合坦白他放弃手术的真正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到目前为止，他有四个从事这一行业的密友都受到了暴力袭击；另外诊所的新型安全措施也让他消受不起——武装警卫、带有栅栏的停车库、金属探测器、身份牌、专门探查炸弹的警犬、演习、恐吓、两月一次的大疏散，以及接下来的“警报解除”。甚至在电视台出口处都站着穿制服的警卫，一遍又一遍地打量出席者，记下每一个人的脸，估算着危险。
戴维斯也有罪恶感，为安娜和杰姬的死而内疚，甚至为了菲利·卡内拉的死而内疚，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为自己对芬恩一家造成的伤害而内疚，也对本不应来到这个世界的贾斯汀感到内疚。他还因为自己抛弃了艾利克·伦德奎斯特的ＤＮＡ而自责，艾利克本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却偏偏没有得到重生。
这个会议由“加利福尼亚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发起。这个组织传统上是为任何关系到“研究者权利”的问题向国会进行游说。去年一年，华盛顿的反克隆人士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一些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在此之后，“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变成了专门支持克隆的团体。
“今晚到场的嘉宾为了科学做出了很多牺牲，”做开场介绍的是一位名叫博瓦拉的医生，他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历背景。“他曾不断受到迫害和起诉，只因为他和在座的各位持一样的观点。他还曾遭到子弹的袭击，但是你们不会让一个好人倒下，尤其是一位具有正确思想的好人，像各位一样，自由的人们都站在他这一边。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来自芝加哥的戴维斯·穆尔医生。”
戴维斯从坐位上站了起来，面带微笑和博瓦拉医生握了握手。他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演讲。这时戴维斯脑海里盘旋着三个真实的想法：其一，这次演讲准备得不是特别好；其二，他来演讲是件很虚伪的事；其三，这些观众肯定爱听。
“有一个电脑游戏，也许在座各位的孩子有的在玩。准确地说，在这间屋子里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每周都会玩这个游戏，除非这间屋子里的人都很另类，或者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数据是错的。他们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天有五千个新注册玩家，这个游戏叫做‘影子世界’。”
现场观众发出了小声的赞同声。每个人都听说过“影子世界”，这是美国最流行的一种多角色游戏。现场有好几个丈夫用手肘碰碰自己的妻子，有些妻子用手肘顶顶丈夫，就好像在说“他正在说你，亲爱的”。在场有许多一起玩这个游戏的夫妻们相互拉了拉手。
“我个人从来没有玩过‘影子世界’，我也没有孩子。”——戴维斯并没有故意要影射安娜·凯特，但是了解他生平的来宾们都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在担心他们发出的任何声响都有可能被戴维斯解读为可怜——“但是在‘影子世界’的广告里，制作者却嘲笑了其他的网络游戏，因为在那些网络游戏里玩家只能扮演虚构的人物，在仿真环境中进行冒险之旅。而‘影子世界’却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模一样，有全世界三千五百个城市里的每栋建筑、每座公园、每个公共汽车站和每家商店。泰洛软件公司的程序设计师都加入了游戏，不断升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在任何一座城市里，你都可以步行或者开车通过每一条大街小巷，任何一个建筑物你都可以进入，只要门开着或是你有钥匙。你也可以乘坐飞机、火车或者其他国际运输路线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每个玩家以代表自己的人物开始游戏。一开始，你拥有自己真实世界的工作，真实世界的家庭，受着和真实世界一样的教育。但是在‘影子世界’里，玩家可以做任何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你可以选择新的命运，可以抓住不寻常的机会，可以和模特儿出去约会，可以骂你的老板。而失败的代价最多不过是重新开始游戏，重新以真实的你开始，你又有机会做出选择，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听说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游戏方式。许多人都尝试着在游戏中圆梦，他们希望成为演员、音乐家或是著名作家。有些人用这个游戏做试验——如果你在真实世界中这么做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但在‘影子世界’中排演如果走出那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就没关系，如果想知道要求加薪或者对配偶不忠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会用游戏来预测。还有许多人很奇怪，在虚拟世界中反映真实世界，小到每一个细节上。早晨去上班，在同一个地方定午餐，在‘小联盟’棒球队给孩子们当教练针对五至十八岁青少年的棒球运动，开始于193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当地赞助者帮助提供球具、队服。孩子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担任教练及裁判，一周有两次以上的比赛。一个赛季每支球队至少打十二场。每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一次世界联赛。。用游戏行话来说，这些人被叫做‘真实原型玩家’，他们很显然非常喜欢看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在屏幕上再现，仿佛这样一来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就成了一部纪录片，升入了艺术的殿堂。
“现在，‘影子世界’介绍完了，许多人觉得它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一条通往乌托邦的路线图。通过虚拟试验，我们会发现生活其实给了我们无限的选择。有了‘影子世界’这么一位向导，人类将会发现自己的真实潜力。我们可以发明人造燃料，找到治疗晚期疾病的良方，赶上拥有更好的政府和外交体制的新时代。
“然而，你们知道，这些美梦没能实现，或者说目前还没有。问世六年以来，‘影子世界’几乎成了真实生活的准确翻版。犯罪率相同，疾病的传播能力一样，国家间战争出现的频率一样，政府腐败和渎职行为在‘影子世界’里和现实生活中对那些贪官污吏一样具有吸引力。
“你们认为这是为什么呢？研究这个课题的社会学家提出了若干种可能性，研究电脑游戏倒是份好差事。”——笑声——“首先，这些所谓的‘真实原型玩家’占了整个游戏人数的四分之一。社会学家说，这些人在网络上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对这个游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出现保证了‘影子世界’里不全是那些渴望成为电影明星和摇滚歌手的人。”观众大笑。“在这个游戏中，‘真实原型玩家’没有那些惊世骇俗的冒险行为，不愿遭遇失败，然后重来。他们的生活一再延续着，有的经营保险业，有的是面包师，有的在电影院工作。正是他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才让‘影子世界’如此真实，如此富有生活气息，如此受欢迎。这真是个讽刺，虚拟世界那么具有吸引力居然是因为它像我们自己生活的真实世界。
“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沃尔特·赫斯伯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他有另一种理论：也许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里，幸福是一个恒量。”戴维斯在介绍这个抽象概念之前停顿了一下，“当然，这不是说痛苦也是一个恒量，总有一些人会比别人幸福。但是当你把以下的变量相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嗜好、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爱、我们的愤怒，加完后你就会发现，总体上我们都趋于同一个水平层面的幸福。那个水平线可能在短期内稍稍有所改变，但是它总是会回归到一个平衡线上。
“我刚才讲的这么多和科学、自由有什么联系呢？沃尔特说当我们处在自己的自然幸福水平时，对自由的约束是一张网，漏出去的是幸福。”掌声。“当然，我们现在需要某种法律来维护秩序”——讽刺的嘘声——“对，对，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大笑——“但是那些因为害怕而建立的法律，因为无知而建立的法律，因为一个头脑发晕的空想家想要建构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而建立的法律，限制自由的法律，这些法律在社会上引起连锁反应，把我们所有人变得一团糟。《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恰恰就是这种不必要的立法。”激动的掌声。“我们甚至还有证据。
“一年前，在‘影子世界’里，美国国会通过了《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结果，在整个游戏世界里，婴儿死亡率提高，临床情绪低落的病例增加，因产后抑郁症而造成的暴力事件增多，自杀率全面提高。虽然变化不是很大，只有几个百分点的波动，但是这和真实世界的自杀率不相符，通常情况下两个世界的变动应该是一样的。这种幸福感的全面下降是由《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直接造成的吗？我能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吗？不，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沃尔特·赫斯伯格会怎么说，因为我打电话问过他。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尽管沃尔特和我有着很深厚的友谊，但是他并不是克隆的支持者。这些年，他和我在伦理问题上辩论过许多次。可是就连沃尔特都认为《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完全是错误的。法律不等同于道德，法律不能回答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只评判是否可以做。而对于克隆来讲，答案很清楚，可以。人类基因图的绘制、成功甚至常规地克隆人类，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如果美国国会告诉我们所有的证据是相反的，我们不可以为了延长人的生命而克隆细胞，不可以运用克隆技术治疗不孕症和遗传病，不可以找出病人痛苦的根源和可以减轻病人痛苦的良方，那么他们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国，他们是在增加美国人民的痛苦。”
在一阵齐刷刷的欢呼支持声之后，又响起了掌声。先是中间那张桌子的嘉宾把椅子往后推一下子站起来，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升级为一种表示赞同的欢呼。戴维斯微笑着示意大家安静，一直等到客人们坐回自己的位置，听见椅子腿碰到地毯发出响声才把手放下。
戴维斯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要结束关于克隆的讨论。沃尔特和我每次聚到一起都会辩论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克隆人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克隆人类。我告诉他，他说错了。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人的健康，增加人的幸福——难道不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吗？”掌声。“想想看，有一对夫妇来到你的办公室请求帮助，他们不能有孩子，或者他们害怕有孩子，而你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你怎么可能不帮忙呢？”掌声更热烈了。“沃尔特说专业的克隆好似做了有意义的事——我也同意，但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我们可以用取下的一个细胞或剪下的手指甲来制造一个人感到很吃惊。我告诉他，大自然一直在这么做，‘怀孕’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大自然的奇迹，两个产生一个。而较低级的生物体通常以无性生殖的方式繁殖。
“我们不是像沃尔特所说的那样在‘制造人’。我们所做的是给他们父亲和母亲，而这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满意地给予了戴维斯长时间的掌声。
“但是我在另一个方面又同意沃尔特的意见。我们的专业人员必须对所有手术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持续、严密的讨论。我支持这个组织的一个理由是，”——戴维斯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标志——“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做出困难的道德抉择，必须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论和调整。生活在一个暴虐的政府下就不会有道德的困境。普通民众不会辩论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