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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犯F叫做布赖恩·贝克，“面包师”是安布罗斯给这个人取的内部代号。贝克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之所以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案发后的几周，他曾在酒馆里对一些熟客发表过一些关于该案的奇怪言谈。贝克似乎对这件案子很感兴趣，而且他还告诉他的那些听众们他曾见过“威克恶魔”案中的好几个女孩。事实上，警方也发现有三个女孩在死前曾经坐过他的车（其中有两个人用信用卡付了钱；另一个女孩曾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说她的钱包丢在了贝克的车上）。不走运的是，警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只有这么点，安布罗斯也怀疑贝克是否拥有足够的智商想出如此周密的作案方式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个开出租的给保留了下来。
最后的这位则是安布罗斯的最新收获：嫌疑犯M。私下里，安布罗斯叫他“烛台匠”。
警方完全是靠“威克恶魔”举报热线上那数百个匿名举报电话才把这个人纳入到视野之中的。在接到举报M的电话之前，安布罗斯刚把他的两居室公寓以高出要价两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他也把这看做是某种预兆。这个“烛台匠”一下子触发了安布罗斯敏锐的直觉。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事业成功，英俊，聪明，是一个真正的泰德·邦迪式的男人。举报他的女人自称是一个失眠症患者，和“烛台匠”一样住在市区的公寓楼里，她说“烛台匠”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入，而且外出的时间段正好发生了最后两桩命案。虽然线索仅此而已，但“烛台匠”的个人情况却与警方所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所以安布罗斯立即把他的照片贴在了墙上，并且命令对他的住所进行不间断的昼夜监控。
破案的压力像海浪一样不停地袭来。有的时候会一连安稳好几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报纸就开始揣测是不是“威克恶魔”已经离开了这里，或者他因为其他的什么罪名已被关进了大牢。但每到这个时候，另一具尸体就会出现，而安布罗斯的脖子也会再次有灼热感，就像被沙漠上的烈日炙烤着。但他仿佛从来也没有被这些压力困扰过。虽然案件依然没有告破，但是警界人士大多认为安布罗斯仍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不看别的，单看他与市长以及警察局的那些高官们打交道的高超手腕也会让他的同事们做出这种选择。
只要“威克恶魔”案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安布罗斯对记者们干脆而辛辣的回答就会通过互联网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警区。据说还有些警察把他的名言打印出来装裱在玻璃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的话被奉为“安布罗斯主义”。
“我们还没有得到什么线索，”安布罗斯说，“杀人犯、强奸犯和小偷从来就不会主动留下证据。他们干吗要这么做呢？老天爷，如果他们真的傻到会留下证据，我的人用不了一天就能抓住他们。我们只用把车开到他们的房子或是公寓前面，再派出一个特警分队，手里拿着逮捕证，一脚踹开大门冲进去把他们抓回来就行了。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探员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受害者身上。因为只要你工夫花足了，然后再相信你的直觉，你就肯定能抓到那些王八蛋。”
第十卷 贾斯汀十五岁 第一章
玛莎决定在贾斯汀生日这天说出他的身世，她这么做更多的是想作为一种拖延的借口，而不是生日的特别仪式。成熟与否早已不是问题——贾斯汀无疑在五年前就能接受这个消息，那时他就已经自己组装了望远镜并自学了西班牙日常用语。玛莎有点期望贾斯汀说他早就察觉了此事，如果是这样的话玛莎就轻松了，这样远远好于玛莎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失望，甚至可能是愤怒。贾斯汀拥有令人惊奇的自制力，从他小时候起玛莎就没见他真正发过脾气。不过这次要告诉贾斯汀的事也许能让他通通发泄出来。如果事件本身不能，那么对他隐瞒事实这件事也会激怒他。如果再拖长点，也许将会使不可避免的愤怒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倒不是因为现在玛莎可以让他陷入困境。如今，贾斯汀长得比玛莎还要高，已经不再是班里的小个子。他现在朋友更多，不可否认都属于那种古怪的类型，但他们的古怪之处又不尽相同，那些人都是些偏执狂、运动员、抽大麻的、玩乐队的，因为某种原因都喜欢跟她儿子玩在一起。贾斯汀比以前更受女孩子欢迎，尤其是那些聪明女孩；但他比高年级班里每一个人都小三岁的事实又使他在约会时受到限制。他有一种沉静的超凡魅力，足以使他在长大成人后成为一个明星，玛莎坚信这一点，他高中的同龄人没几个身上有这种气质的。
他会证明给他们看的，玛莎想。早晚有一天他会让他们瞧瞧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贾斯汀早已打开了别人送的生日礼物，绝大多数是书，这些书玛莎看不了三页就会昏昏欲睡。《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1926—1984），他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提出的新理论挑战了人们传统的对监狱、警察、保险、精神病患看护、同性恋权利、福利等的论断。》是他最近痴迷的东西，玛莎还发现了一些翻得破破烂烂的精装书。贾斯汀和玛莎一样不喜欢平装本。他喜欢用两只手紧握着书，仿佛知识是从他的指间而不是从眼睛里流入。
“有些事你应该知道，”玛莎说，并示意贾斯汀下楼到沙发这儿来坐在她的身边。这样一来如果贾斯汀的胳膊开始挣扎玛莎能够抓得住，如果他要逃跑，玛莎也可以用胳膊肘圈住他的膝盖。然后玛莎把事情告诉了他，没有过多的前言，只简单解释说是因为遗传（玛莎知道他听得懂）以及亨廷顿病（这个病夺走了他外婆的生命，也许某一天也会夺走他妈妈的生命），并在最后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事儿而难过，因为如果自己自然受孕生出一个小孩就不会有他了，而他才是自己的宝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人。
贾斯汀想知道过程是怎样的：在哪儿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还有谁知道？基斯医生知道吗？他问及捐献者的情况，玛莎解释说那人已经死了，生前住在东部，是一个好小伙，很年轻时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但他的死给予了别人三件非常重要的礼物——“他把眼睛赠给一个盲人，把肝脏赠给一个肝病患者，还把一个单独的血细胞给了你父亲和我，使我们拥有了你。”
贾斯汀感觉到了玛莎的紧张，但他使玛莎冷静了下来。他没有难过。他为妈妈能告诉他这些而感到高兴。那爸爸知不知道妈妈今天告诉他这些呢？他知道？难怪他今天不想待在这儿。母子俩都笑了。玛莎有点想哭。“不要担心告诉我真相。”他对妈妈说。玛莎向他保证以后不会了，永远不会。
妈妈并没有说出所有真相，那时贾斯汀猜想妈妈和他一样，知道刚才的话是一个谎言。但不久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会憎恨自己错把妈妈当成了共谋犯。即使现在，虽然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还是感谢她在他生日这天说了这件事——他在那些精美包装的书籍中一直搜寻的事情。
第二章
在纽约，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在自己背后放一个靶子。
斯蒂芬·马利克一开始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就知道出版商在利用他。在这个民主党占了大多数的小镇上，《芝加哥论坛报》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喉舌，他知道论坛报的社论版总是试图向郊区的保守派阵营布道，希望转化他们的政治观点。马利克还主要负责答复来自城区读者（他们是现任州长的支持者）的责问，他们批评报社的新闻部有右翼的倾向。马利克自由主义者的背景给了报社一些掩护。但马利克当然懂得，他的存在也给报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如果有任何闪失出现的话。
一切从六月开始……
最终大家撕破脸皮源于一则对德克森美国政治人物，曾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大楼是联邦参议院大楼。联邦大楼前反克隆抗议的报道。那些抗议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倡导者——正在表示他们对《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的支持。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年纪轻轻，大有前途，名叫斯科特·哈蒙。他在文章里对抗议人群的规模做了大体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文章还详细描述了标语和他们所举的旗帜：“阻止来自巴西的男孩（1977年的一部小说《巴西的男孩》中，有九十四个小希特勒被复制。）。人类可以克隆一个身体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克隆出一个灵魂。克隆＝罪过。”同时，哈蒙引用了一小部分反对抗议者的话：“那些人不过是惧怕进步，”其中一人说道，此人名叫卡梅伦·斯特劳布，“他们是无知的。”另一个年轻人名叫丹尼·德赖弗斯，住在内珀维尔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城市，是芝加哥大都会区域的一部分。，他称自己就
是一个克隆人，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我觉得（那些抗议者）是在否认我的人性，”他说，“这就像他们在说我不是人，就像我的存在是对上帝的公然不敬。”
一个居住在里格力维尔的自由专栏作家对第二则引证颇感兴趣。他的名字也叫丹尼·德赖弗斯，于是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克隆人的专题故事。他想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卖给《芝加哥》杂志，以前他在这上面发表过很多篇文章。
但还有个问题。他无法知道丹尼·德赖弗斯的确切地址。内珀维尔没有这个人，伊利诺伊州的其他地方也没有。他试着寻找卡梅伦·斯特劳布，心想这两人也许会是朋友，但他也找不到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当斯蒂芬·马利克在办公桌前接收到德赖弗斯发出的电子询问邮件时，他感到背后泛起一阵寒意。他记起了那则报道，想起当初自己看过这个故事的初稿，那时他还疑惑写成这样的报道怎么通得过编辑审稿到了他的手里。初稿里没有一条来自克隆支持者的引证，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在那种规模的抗议中是说了话的。他得到的答复是哈蒙采访过一些支持者，但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多么有力。“我不管，”马利克说，“无论如何这篇报道里要有另一方的观点。”于是，下一个版本里就出现了丹尼·德赖弗斯和卡梅伦·斯特劳布的话。
德赖弗斯想要看哈蒙写的关于那个故事的注记。凭借在这一行里待了二十多年的经验，马利克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德赖弗斯的故事在《芝加哥读者》上刊登出来，其中也包括来自《芝加哥论坛报》新闻组未署名的不满者对马利克的恶劣评论。每个人都指责他试图通过在新闻故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个人意见来破坏报道者的客观意见。在那之前，斯科特·哈蒙因为编造例证而被解雇，他颇感不满，还在德赖弗斯的录音中讲了几句。“在我写文章的时候被人强加某种看法，某种自由主义观点，这让我感觉有压力，”哈蒙这样说，“可是马利克却从不曾抱怨过保守派的观点没有得到体现。”
其他人向《芝加哥读者》投诉（当然是以匿名的形式）马利克通过雇用在新闻界没有扎实背景的记者来尝试制造“多样性”，他野心勃勃的举动使得一些不合格的人在报社中得到了好职务。这说法是在隐射斯科特·哈蒙（在马利克读来是这样的），虽然哈蒙是一个拥有摄影学位的白人孩子，但他又是一个富有的广告人之子，雇用他是上面强加给马利克的。其实马利克为自己招纳入行的许多新人还是颇感自豪的。
萨莉·巴威克就是其中一个。她聪明、勤奋，是非洲裔美国人。她的文章言简意赅，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如果非要挑她的刺的话，那就是她只专注于报道警界消息。在马利克看来，任何一个记者，特别是那么有前途的记者在同一个部门连续待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十二个月。然而萨莉，一个原先做过私家侦探的人，用自己对警察、犯罪现场以及法庭的热情说服了他。同样，凭着聪明的管理经验，马利克坚信要让最好的记者保持愉快的工作心情。
马利克听说过她的爱好。实际上，从她被雇佣的那天起，编辑会议上就有人嘲笑她的爱好。德赖弗斯甚至在那篇《芝加哥读者》的报道中对此进行了暗讽，但没点出巴威克的真实姓名。马利克认为这真是可笑，成千上万的人在玩“影子世界”，玩这个游戏却仍像见不得人似的。《芝加哥论坛报》对这一现象做了无数次报道，他记得其中一则报道写道，五个说自己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当中有一个事实上在玩，而半数以上承认自己玩的人又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