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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汉口，1914年6月3日
亲爱的妈妈：
明天将是我来这里一周年了，一半任期就这样过去了。总的看来，我认为没有虚度这一年。
我必须告别高贵的36团和老卡昂城，新的动员令调我去巴尔·勒·迪克的154团。此次变动，我认为应该是这三年执行的法令的后果。为了大大增强我们在边境上的兵力，因而要求有人数更多的军官来构成军队。军队是多么神奇的机器，两三百万人的一切就绪（或者被认为就绪），他们知道要去哪里，哪里找到火车带他们走，给他们衣服穿，武器，长官……。对于要操纵这机器的人又是怎样的责任啊。
你所感兴趣的邦斯先生应该已经上路了，他被博达尔先生代替，博代先生代替博达尔。博达尔先生应该正在成都神气活现呢。幸运的博达尔先生，他们开始错误地任命他为主事，以为他已经是见习口译，以为他29岁了至少应该是高中毕业，他们就是这样践踏了规则和法律。因为他在我们整个机构内普遍受“欢迎”！……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5）
天津，1914年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怎样的8月15日啊！禁止岀营区，着装，带装备，到连部劳动。殖民地军第16团慷慨地给了一身咔叽布服装，包括一条拖在脚跟下10公分的裤子和一件有同样风格袖子的上衣。为了安慰我，他们告诉我衣服下第一次水后会缩小。他们没告诉我在衣服洗了后我该穿什么到处走。这段日子，我想也许该把我漂亮的军阶缝在睡衣和袜子上。
尽管有这些物质上的烦恼，我并没有停止想念你，整整一天我都在想你，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柔情。我的长官和同事总体说来非常亲切。我在这里又找到些旧相识。德·布罗克在一个驻扎在城区的连队里，而我们在6公里外。我们的住地很美妙，房子在一个真正的公园里面，到处有花，一条小溪穿过几座小桥，一座音乐亭（殖民军16团有乐队）。我认为我该放弃领事馆的前程来这里服役！合作食堂提供丰盛的饭菜，一点都不差。简言之，一切都不坏，服役是愉快的。
从汉口出发时，一大群人（因为季节的关系）来火车站送行。仪式简单很好，他们异口同声地喊“法兰西万岁”！预备役的兵员让人想到海地的军队，因为包括两个军官、六个军曹和三个手下！
在公使馆，孔蒂先生请我吃晚饭。他对我说，他在中间一站曾有意拍电报给我，要求我唱一首关于动员的歌。上帝保佑，这次大动员将会圆满结束，不会让我去兰斯的田径学校接受照顾，如果那样我的肚子和下巴都会瘦下去。
儒勒
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
对于1915年，儒勒后来写道：“多么奇怪的一年，汉口开始，天津继续，北京结束。”儒勒接到动员令却始终隶属领事机构，他戴着“双重大盖帽”，这解释了这几个月中他感情和活动方面的交替变化。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左右着彼此的未来。对儒勒来说，这一年却是由一次家庭考验开始的。儒勒的父亲，阿尔弗雷德，64岁，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似乎是心理方面的，他住进布列塔尼的迪南的一个诊所。得知消息时，儒勒“温柔却坚决地”埋怨母亲在三个月后才告诉他此消息。儒勒匆匆看过信稿，对玛利亚说这封信是感人的。这确实是儒勒谈论他父亲的仅有的几封信之一，表达了他对父亲所感受到的依恋。
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
汉口 ，1915年1月18日
亲爱的妈妈：
我温柔而坚决地埋怨你。我今晨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你有勇气，但容我说你不妥当，将这件我最应该了解的事情瞒了三个月。你以为这样做会对我好些，其实你没想过，这远不能让我平静，反而这是一种让我生活在持久忧虑中的好办法。只要一想到也许你没有把你和他遭遇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心就不安。我已经够担心你了，不用你用这些无用的小谎言来增添更多的担心。我请求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要坦诚告诉我。如果你爱我还不足以与我分享伤痛，那你向谁去诉说？我总以为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当我亲爱的妈妈有了伤心事，她会告诉她的大儿子，同样，当儿子想哭的时候会依靠妈妈的肩膀。我是个男人，但我能懂女人的心，而且我敢说，既然我是你的作品，我值得你敞开胸怀。别让我去看“通告”式的信，像战况报道，你的信告诉我的连我想知道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是怎样的脑部问题？还有希望吗？我们应当小心什么？什么时候发作的？我们的病人住在哪所疗养院？谁照顾他？
而你，亲爱的妈妈，你怎样了？你需要点什么？物质生活怎样？我从未问过这些细节，以为如果你想让我知道会自己告诉我。如今我有权利也有义务了解，如果疾病使父亲无法照顾母亲，儿子应该接替这荣誉。你已经知道我目前的收入可以毫不拮据地应付两份支出，我的钱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用途，如果你说“我需要……”，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6）
汉口，1915年 2月4日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汉口，1915年 3月1日
昨天是正月15，在菩萨像前烧掉写着符咒的黄纸，人们就能从菩萨那里得到想要的一切。由可爱的马克领着，我去参拜了汉阳的一座大宝塔。大宝塔里大约有二百个和尚，或许还有三四百尊者像。只是，我的虔诚没有得到回报，我这一年注定要受穷。原因是我的帽子掉在地上，还没等到我捡起来，就有个女人跨了过去。如果我先将帽子戴到那女人头上，再戴回自己头上，就能避免坏运气，而且我肯定会发财。只是我不知道这一点，立刻将帽子戴回头上，这让在场的中国人都很高兴。多好的故事！我要结束信了，因为不想说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汉口，1915年 5月19日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大日子……什么大日子？今天碰巧有两个人会去屠氏夫妇家，她们会戴点手镯戒指一类的装饰物，还有一张写着朱斯特·王的姓名年龄的红纸。就像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屠家没想到，但会准备丰盛饭食，同样还有准备一张写了玛利·安娜小姐名字年龄的红纸。吃完饭，说过惯常的恭维话以后，两位媒人会重新去朱斯特家，在那里他们会同许多宾客吃另一顿饭。订婚就完成了。虽然我已经拒绝担任媒人角色（中国俗语中说媒人总是替罪羊），但我整整一个礼拜都在奔走。其实，我不看好这桩婚事，我越来越担心，那位小姐并不理想，从多个方面看都是。说真的，差一点就全完了，中国神甫过于催促（与谈婚两三个月的习惯相反），我们还没辛苦一切就定下来了。我借口不方便，拒绝了今天的喜庆邀请，因为说实话我享受不了这种聚会。至少，我很高兴有机会更好了解我的教子，这个乖孩子对我表示信任，一种子侄辈的放心和尊重，我很受感动。如果我有儿子，我希望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我说这孩子说过的话，说他们对上帝有激情和信念。
天津，1915年 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显然，同中国人一起，必须要想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企图用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看问题的方式来裁判他们，因为我们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中国人认为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完全自然的。仅有这么几则这类故事就可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要求坦诚，他们讲面子。我们不能去除这些，那就让我们为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
团里的情况仍旧是愚蠢加无能。命令不清，回令迟滞，军官普遍胆怯或无能，一个上校就能称草头王，甚至不与本地领事打招呼。一塌糊涂。自然是这些“弟兄们”做“牺牲品”。今晨，他们让我们提前半小时起床去靶场，训练结束才想起今天是节假日，大家应当休息的。所有这些让士兵们对上司没好印象。
天津，1915年 10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也许我最后一次从此地给你写信。确实是要让我去北京，调我去16团在那个城市的分队，那里大家几乎不做什么，我有空可以在公使馆工作。这还是传言。让我们等着吧（我一点不着急，我向你保证）。
儒勒调职的消息被证实，此后他到了北京。他曾害怕某一天被调往这个城市，现在将厄运往好处看，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紫禁城——他称为“老皇宫”，或者颐和园。但儒勒怎能忘记数千公里外的欧洲正在血与火之中？不管怎样，他母亲没少批评他，指责他用玩笑语气讲述着“日常生活的无聊小事”。儒勒辩解说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同情那些有资格被同情的人。至于他所表达的好情绪，是从战士们那里得来的，“在屠杀场中”，他们发表嘻笑怒骂的报纸，名字就说明了战士们的心态——《暴笑》，《大兵炸弹》……无疑为是为了驱除恐惧。
但此处文稿主要表现母子的矛盾状况。因为虽然儒勒应征并被迫参加军训，他意识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甚至将自己列入他称为“离开火线在远东”的人。相反，他63岁的母亲生活在巴黎，“沉浸”在战争气氛中。她本人加入援助“大兵”的行列——寄给他们食品和一些必需品。我们可以理解，她读到儿子的旅游汇报时所感到的困惑。
虽然儒勒远离了日益陷入堑壕战的恐怖的“血腥欧洲”，却生活在正上演着“政治闹剧”的中国的重大变动中。袁世凯耐心地创造了为自己复辟帝制的条件，遭遇到阻止他的意图的反击。反对势力萌芽于1914年8月，当时日本向德国宣战并踏足中国领土，进入1897年以来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一个帝国主义代替另一个，日本扩大利益，占领了仍属中国的领土，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承认其在山东、东北和内蒙的权利。袁拒绝与国内敌人联合，后者却准备结成联盟支持他，因为意识到中国无法对抗日本，袁向日本的最后通牒让步，他的退却是绝不能原谅的。
1915年12月，国会全票通过复辟帝制，反袁力量聚集。袁的前部长、云南总督郑重要求袁坚持共和并处决那些王朝复辟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