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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1927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冲突也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安心的。蒋介石政变之后，由于需要莫斯科的理论和军事上的援助，国共两党仍然继续着一种合作。苏联军事顾问筹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这个联合战线。然而，这个越来越不可能的联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号。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大罢工，从而解放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来做这颗“远东的珍珠”的主人。他发动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杀，有五千人丧身其中。从上海一直到广州，工会都被解除了武装。儒勒在海口也没能逃过这场公开的战争。只是我们的副领事，由于对中国这类突然动乱的熟悉，表现出某种冷静。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2）
1927年4月16日的报告
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并不比从前差，但昨天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撤离广州使馆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这里有十七个人也离开了……每个法国人从现在起都收拾好行装，以便撤离，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海口。香港圣保罗会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令关闭修道会在这里建立的小教区。为谨慎起见，修女们把她们收养的孤儿都分散到岛上不同的家庭里去，让她们在万一撤离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尽管如此，除了亲英美的人散布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没看出有什么要让侨民们和我的家庭离开的危险。
控制上海之后的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又占领了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产党的反攻还远在后头。
这个时候，中国的敌人的铁靴在北方踏响。日本实际上正酝酿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对满洲里。日本在向山东派舰队时，曾达到过目的，因为那时他们阻止了北伐。
海南岛远离危机的中心，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迟钝的。儒勒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平静，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惊，还是国共两党的争端，在海南都还未引起大的波澜。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报告中，把在海南的共产党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家”，期待一种新制度，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中国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类是“实践家”。前者对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响微弱”，后者则“十分强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实，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两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区分的两类一样。一方面，官方派追随斯大林，严守由工人发动城市暴动的原则，就像在广州发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只相信要在农村中发动革命，依靠农民的力量。9月份，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场有农民参加的毁坏铁路的运动。尽管这些胜利使他获得了许多分区的人心，但中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于11月将他从政治局除名。最终，为了避开朋友和敌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区，在那里发展他的农民革命理论原则。
儒勒刚到海南才一年多，刚重新抓住中国的脉搏，就要迁往另一个岗位了。他在这个岛上的工作，使他结识了印度支那总督，而后者欣赏这位官员“尽职的合作，他那精细、谨慎、有谋略和随和的优点，使他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的争端中，使法国在海南的利益完好无损”。当然，儒勒一方面为在离开海口时有这样的评价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对能离开此地感到松了口气。与其说是出于岛上政治的紧张，不如说是由于麦尔塞黛表现出了疲劳的征兆 。“乐和甘夫人的健康状况较差，不能忍受临海而居。医生建议乐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气候。所以，我期待有一个不直接靠海的职位。”儒勒1928年这样写信给他的上级。于是，上级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将他调到了1913年曾任职的汉口。
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3）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真正入侵中国，他们首先占领了满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推上领导者的地位。从此，日本人不仅仅以自治运动为借口进行武装，而且还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军队不是日军对手，便拖延时间，决定先剿共，后抗日。
从1927年以来建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根据地，终于在1931年在江西会合，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认识到这些活跃地区的危险性，从1930年到1933年发动了四次剿共战争。这四次战争由于受到毛泽东以现代游击战方式领导的二十万红军的抵抗而遭到失败。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使共产党的军队离开了根据地，但却让毛泽东有机会创建了“长征”的神话……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期间，儒勒于1933年4月离开汕头回国，和他分离了两年多，一直留在法国的家人团聚了。他把中国局势和日本对满洲里的占领留在了身后。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已经进入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处于“疯狂年代”的欧洲。狐步舞的节奏淹没了新德国总理充满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权。正当儒勒、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1933年乘船重返中国的时候，希特勒废除了议会，通过了全权法令，开始完全重新组织司法力量。
离开这个在无知和忧虑之间摇摆的老欧洲，乐和甘终于和团聚的家人向上海——这颗远东的珍珠驶去。儒勒将在此担任副领事。这个升迁使儒勒十分高兴，因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黄金时代，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们都已经说够了写够了。“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外来的称呼已经有了世界性。与这个含糊而又极富表达性的年代联系在一起，就提示人们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闹， 又总带着最神秘梦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携家人来到上海。梅里叶先生在从前比较散乱的局面里重新勒紧了这个租界的缰绳。他是个坚定的人，严肃的上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