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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这是他头一次从西路去中国。将家人抛在身后，不能与她们同行，而且她们注定要面对可怕的战争，他该是多么难过。当然，他相信与麦尔塞黛彼此保证的尽快会合的诺言一定会实现。但是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与内心想法并不合拍，乱世里的希望通常会在人们的疯狂面前碰壁。
儒勒发给麦尔塞黛的第一封电报，从大西洋彼岸通知她：“乐和甘先生到达纽约。”而麦尔塞黛此时住在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紧准备出发的手续。部里负责通知儒勒有关麦尔塞黛的进展情况。10月20日，部里的密码电报写道：“乐和甘夫人申请带孩子与您会合。请通知我您是否准许她出发。”儒勒已经踏上中国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职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顺便揶揄他的机关：“乐和甘先生准许家人立即来与他会合，只要部里告诉他们他被任命到哪个岗位。”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6）
1939年11月6日，麦尔塞黛发电报给外交部的传信人：“寄罗莱先生，答复乐和甘先生。我计划今年底与女儿出发去中国。谢谢。乐和甘夫人。” 扎维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恶劣的气氛中，麦尔塞黛和玛利将离开法国，自己几个月后能再见到她们，应该很高兴。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暂。麦尔塞黛和玛利再也不能与儒勒会合，在战争和遍布潜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险使她们推迟行程。麦尔塞黛和孩子们被困在法国，儒勒被困在中国东北，分离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困难的生活条件。这对夫妇再次经历流离时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漂泊，他幽闭在敌占领土的领事馆（占据东北的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此对应的是麦尔塞黛身体的漂泊，像千万法国人一样，她被迫忍耐封锁并随时寻求躲避。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她寻求帮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鲁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称为“流浪者”，这封信谈到了她自己的焦虑，日常生活以及必须寻求亲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从5月底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三人。6月我躲在卡奥，我拍电报给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电报是否收到。我还在想何时怎样才能和两个孩子去哈尔滨，玛利19岁，扎维17岁了。时局好的时候，我曾想过让他们在上海上中学。对他们而言，在这个年纪回远东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时，我们暂时生活在德·蒙齐先生在卡奥的领地，6月里他的保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等待你们对我行程安排的决定时，我想去巴涅·德·比高尔，如果能在那里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奥同孩子们会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邮政信箱，对于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邮政信箱比较安全。
抱歉在悲惨时代我用这些无聊小事来占用您的时间，我本不想用这些来打扰您。
我希望您家里都好，家庭的联系渐渐重新密切。只有战俘们值得同情，囚禁是难于承受的。
麦尔塞黛·乐和甘
麦尔塞黛得到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她放心。“我认为你带着孩子平安与丈夫会合的时机还未来到。我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在合适时机与您同行。”除了寄托微薄的希望，还能怎样对待这些话？是的，麦尔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悬于这些她不大认识的官员的一张嘴。他们有人选择留下为贝当政府服务，另一些抛弃了投敌政府。她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与儒勒保持联系。她不耐烦了，向遥远的满洲成功发出过几封电报，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从法国驻上海使馆转发的电报：“乐和甘夫人与孩子们很好，目前在卡奥费纳隆街普拉纳卡萨涅夫人家询问丈夫近况。”电报最终到达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励，安慰：“不要担心，我定期往卡奥市政府写信。印度支那银行转去汇款。乐和甘。”战时通信是简短的，吝啬细节，隐瞒着未表述的东西，但是所表达的意义重要：我们坚持着，仅此而已。
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1941年6月，麦尔塞黛获准进入占领区，她一直在努力获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电报给丈夫：“从7月来无消息。玛利和我试图去母亲那儿，她病重。我们1月回卡奥，扎维在此继续学业。身体很好。”同一时期，她重新到部里努力，希望与儒勒会合。在那时写的信里，我们感到麦尔塞黛的痛苦和愤怒。她挣扎着，到处求助以便能与儒勒会合。
没有中国来信让我完全孤立，使我再次请求准许带着孩子到哈尔滨与丈夫会合。如您所知，我本应该在1940年3月出发去中国，我有“菲力克斯·卢梭”号的派遣票，我的行李已经到了马赛。我儿子的病要长久治疗，这使我将行期推迟到1940年6月。可惜未能成行。我与孩子们困在勒罗，等着上船。我向您承认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分离，每日都更加复杂的局势使分离更加长久。我能否请求您，先生，好心同意我进行期待已久的这次旅行。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7）
麦尔塞黛永远也不能完成此次旅行了。尽管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在努力，但没有用。从此时开始，信中一些零散的迹象，使我们了解这种奇怪而可怕的两地分隔的家庭生活。在这些生活片断中，可见到她坚持与儒勒保持联系的愿望，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尽管一直想去中国，但无法成行，生活在继续，她惟有通过给儒勒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从精神上得到安慰。1943年3月，她在玛利22岁结婚一个月后的电报中写道：“给家人。祝愿新人。乐和甘夫人。”同年7月，麦尔塞黛致信部里，希望转信给丈夫：“望您发善心告诉我丈夫，他儿子刚刚中学毕业。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会给他在悲伤日子带来快乐。我继续活着，希望某日能再次去中国，但是何时才能真的成行，只有上帝才会知道。时间一年年过去，分离已经四年。”在另一端的满洲，儒勒终于收到这份被删节的电报：“您的家人健康。扎维中学毕业，此时与母亲在马延。”随后玛利的头一个孩子安娜·玛利诞生。麦尔塞黛在1943年11月再次通过部里代传，告诉了儒勒这个消息：“女儿和婴儿很好，对哈尔滨的孤独这些消息是个大喜讯。”似乎是嘲弄正在经历的可怕时期，我们最终得到的儒勒和麦尔塞黛最后的通信中，提到了庆祝的字眼。儒勒1944年4月1日写道：“给家人。想着团聚庆祝。”十天后麦尔塞黛回答：“一切好。祝好，庆祝。”
回音在时间通道中回响，靠着保存下来的文件，我们听到了那时的声音。玛利已长大，她的箱子里细心保存着这些信件，还有她的回忆。在战争和分离的岁月，儒勒和麦尔塞黛遥相呼应，将距离当作游戏，只言片语编织成的谈话不顾一切地继续着，直到在那边的中国边界上，儒勒的声音消逝。
在中国，日本人将1938年10月建立的局面“保持现状”。但是，在1944年4月，当儒勒和麦尔塞黛交换最后消息的时候，日本人决定发动整场战争的最大攻势。几个月中取得的胜利，使得日本人在东北的牡丹江和越南河内之间打开了通路。但是日军对无法打败美国的认识来得太迟。日本1937年以来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蒋介石，此后日本认识到，保留国民政府比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更有利。但是日本在逼迫蒋介石动员军队对抗日本进攻的时候，使蒋介石失去其主力。损失削弱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优势，后者则壮大起来。
从1937年以来，毛泽东确实对蒋被迫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阵线大加利用。毛泽东大力巩固根据地，并逐渐向整个华北扩展。同时，红军对日寇进攻，获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并时时获得胜利。渐渐，毛泽东将共产党建设成替换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一支政治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各自加紧接收日军武器和权力。内战再次爆发的前景警醒了美国人，他们支持蒋介石和新的联合国，他们尝试着调停中国敌对的两兄弟。无效。内战在1946年重新开始。大元帅对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共产党损失了一些对日战争时得到的好处。但是1947年秋，形式逆转。国军在东北和华北的两次大战中损失五十万人。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倒台，红色浪潮几个月就淹没了这个国家。北京4月解放，上海5月，广州10月。毛泽东的革命成功。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此时已逃到台湾），毛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站在紫禁城上品尝着胜利的快乐，骄傲地宣布，中国人民不再受奴役。伟大舵手刚刚改变了国家的历史进程，准备带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段历史已经展开……
儒勒看到了这一切。日本的失败、盟国在欧洲对德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登台，他只看到这政权的开端，不能继续见证下去。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结束了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混乱，他经历过，却看不到结束。
1945年2月13日，儒勒在哈尔滨领事馆去世，孤零零远离家人，从1939年8月离开法国最后一次赴中国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们。正是在东北，他的旅程突然并寂静地结束了。在东北，在1945年的冬天，他的生命在法国领馆的孤独中结束。哈尔滨城同往年一样，气温降到零下40度，冰雪覆盖。整个城市似乎要将儒勒罩住，决意不让他离开，将他永远囚禁在冰冷的钳口里。
他死亡的具体情况是神秘的。官方说法，儒勒是因为某种病自然死亡，其性质在记录他最后日子的各个文件中不尽相同。一条没有署日期的匿名记录，可能是法国领事当局在他死后写的。记录中首先提到哮喘病。“乐和甘先生几个月来患哮喘病，1944年12月有过一次短暂的严重发作，似乎已经康复过来。当牡丹江领事雷内先生了解到他的病情，那时曾探望他。他说自己好多了，能够重新工作。大约1月20日，他有了第二次发作。2月10日得知他的病情加重，德·马尔热里立即派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去哈尔滨协助。当后者2月13日下午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乐和甘先生极度虚弱。当晚21时45分，我们的代表没有痛苦地死去……”许多年后，在1980年，科佳克先生在一封亲笔信中确言儒勒有糖尿病：“除了糖尿病，他有严重抑郁症，这种病那时很难治疗。乐和甘有过几次发作，他不停地喊叫，在领馆的办公室都听得到。”哮喘病、糖尿病、抑郁症，诊断不同，也可能这些混乱是由于消息被非专业人士改动。但是，这些有些自相矛盾的通告在1955年却有了另一重意义。在儒勒去世十年后，天主教神父沙莱叶耶历尽磨难归来，对我们这位领事的死亡带来一份不同寻常的见证。儒勒可能是被毒死的！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8）
一切从1939年5月开始，那时，沙莱叶耶神父作为传教士来到哈尔滨，在俄国移民中间工作。那时的中国东北有许多俄国移民。他在那里遇到一年前来担任法国领事的儒勒。儒勒当时准备回法国短期度假，然后在几个月后的11月返回。在这片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争夺的类似“无人地带”的土地上，彼此的野心加剧。这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沙莱叶耶神父作为新来者，自然需要依靠领事进入哈尔滨的社会，而儒勒作为天主教徒找到了破除孤独的难友。两个人在战时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2月儒勒去世。此后的几个月异常紧张，日本人要求并获准关闭法国领馆。领馆和儒勒的财产被运到伪满洲国的外交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