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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序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6）
巴黎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玛利·乐和甘
第一部分：序前言：一生的旅行（1）
博里斯·马尔坦
“现在轮到你了……”这几个回信上的字，决定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事业。我们现在回到1908年6月，一位叫威西尔的先生，用这样的话通知儒勒·乐和甘，他提出的在翻译部就职的申请，已经被外交部接受。这几乎是正式通知了，只要儒勒·乐和甘去见那位非常有影响的亚洲事务部的副主任贝特罗先生，就可以开始他的外交事业，步那位他了解很少的亲生父亲的后尘。
1897年到1903年，儒勒是布封中学的学生，他获得该校文科毕业证，这对于像他这样喜爱文字的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他取得了法学的本科学位，在艺术创造和梦想之上加入了严谨老练的精神。远东语言学院的文凭则解释了他最终的目的：去往中国。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埃及，魁北克，蒙得维的亚任过职，最终成为公使。是他给了儒勒建议吗？不能排除。儒勒·乐和甘年纪轻轻就想担起家庭重任，想要向母亲证明他能够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但如果只注意这些原因，就会忽视他作为年轻人对所处时代的好奇心。
二十世纪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开始，继承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精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了对其他文化的和平的开放，而欧洲最终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儒勒时年15岁。博览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当时的北京，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支持这场排外复清的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二百位传教士和三万二千名中国基督教教徒。运动最终以外国势力的暴力镇压，慈禧出逃到西安结束。
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更好世界的灯塔”。在二十世纪初，这两个都塑造了普世形象的国家相遇了。而儒勒仿佛正好成为一个双方之间的协调人。从1909年儒勒到达成都，一直到1945年他在哈尔滨的领事馆死去，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段。中国的这段历史，可以在儒勒写给外交部和他母亲的书信中得到复活，这些书信是见证。正是这些书信，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奇妙的国度动乱的内幕，一个做外交官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我们此时必须要结识玛利亚了。
回到1908年，此时儒勒心里交织着得到新职位的快乐和要离开深爱着的母亲的痛苦。玛利亚，儒勒的生母，当时不顾世俗的巨大反对，拒绝了儒勒生父的求婚，虽然其他条件看来都很适合婚姻。这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至爱。他和她保持通信，只要他的外交职务允许，就来和她会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另类的一对情侣，由远距离的爱情结合，又由于对儒勒的前途担忧而聚到一起……
和父亲的分离，并未给儒勒带来损伤。玛利亚甚至十分看好儒勒和他父亲的通信。从儒勒上中学，直到他在中国做外交官，他和父亲之间都保持了书面联系。
但更强烈的是儒勒和母亲的联系。儒勒崇敬并无限迷恋母亲。母子都不希望这种联系在儒勒去到遥远的中国后受影响。他们之间的书信习惯很牢固。稍微分离一点，就会互相寄明信片或一封信。儒勒从小就培养了书写的习惯，他给家里的其他孩子和社区的小报《A。B。C》（注：法文“好意见的集合”的缩写）写小诗、短故事及歌谣。除了写作，儒勒还有绘图、漫画和音乐天赋，使他在中国和在巴黎一样受到欢迎。于是，对于儒勒和玛利亚，书信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对话的新方式，也是儒勒忘记离家的孤独，玛利亚忘记独居的寂寞的一种方式。
第一部分：序前言：一生的旅行（2）
“你不会因为看到我是‘作者’而生气的吧？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这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命运的讽刺，在九十五年之后，他的女儿玛利·乐和甘，使父亲在这封从成都寄给玛利亚的信中拒绝的东西成为了现实。
这是在1909年，在这封信中，儒勒谈到自己对写作毫无天赋。他写着玩，并且为今后能从他母亲誊写来信的本子上重读自己的信感到满足。可以想象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他的女儿期待着，他的信有这样的价值。是的，他写着玩，就像他玩音乐和绘画一样。他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蜻蜓点水，只为消遣，从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他自认没有想象力，控制自己的写作，除了给孩子写小故事外，从不采取虚构的形式。实际上，儒勒·乐和甘是个非常好的专栏作家，这类作家总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他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大人物和小人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的描述有时汲取了记者阿尔伯特·伦敦的笔调，后者在1922年写出了出色的报道——《疯狂中国》。有时候，他停留在诗人谢阁兰旅经四川时也停留过的小街小店旁；当他在北京的胡同里漫步时，我们会想起海军中尉皮埃尔·罗蒂的脚步。通过给母亲的书信和给部里的报告，儒勒·乐和甘加入到同时代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灵魂里； 和他们一样，在这个揭开了面纱的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脚步和笔墨。
不论是作为不可进入的远东的原型； 还是西方社会的扭曲的反映； 中国使人惊奇、震动、困扰和迷恋。阿尔伯特·伦敦在中国坚持要去了解对他不可知的东西，谈到这样一个国家，他向读者发出了挑战式的邀请：“这就是我要带您去的疯狂的国家，我的幸存的朋友！”。头一回进入中国国境的时候，儒勒·乐和甘急着向他的母亲写道：“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这几个字，至今仍然回响着内心的欢快，和那种到达了一个非凡国度的意识。
读过儒勒·乐和甘的书信，我们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醉，我们的眼下重新复活了这个男人的一生。1909年的一天，他去到这个神秘的中国，从而开始见证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是一个自愿陪伴我们做一次长途旅行的人。
那么，让我们和他一起出发。旅途非常漫长，有时是痛苦的，然而却十分美妙。是一个人一生的旅途。
第二部分：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1）
那么，我将要最终明白关于中国的问题……
阿尔伯特·伦敦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重要省份。儒勒就是在这里放下了他远来中国的行李。好几股外国势力在这里驻扎，就像所有最落后的地区一样，四川刺激着最强烈的贪欲。它拥有尚未开发的自然财富（米、茶、水果、煤炭、丝绸，等等）。四川的地理位置也不比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逊色，它有由英国人占据的到西藏的入口，也同时和法国人影响很大的云南省比邻，它的地理、战略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像其他的外国势力一样，通过它在重庆和成都的领馆，开启了在四川的外交和商业活动。
“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气，但不俗气。不太整饬，也不太复杂。街道上铺着熨贴的大块砂岩石，灰紫色，穿袜子和木屐踩上去都很柔软。街上既充满了往来的脚步声，又有轻松而风度翩翩的哒哒小跑。富有的大商店不停地向外流散出丝绸。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
谢阁兰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最后在现实中被他找到，这就是成都。维克多·谢阁兰在第一次中国之行行将结束的时候，碰到了儒勒·乐和甘。后者在他1909年停留在成都期间，还腾出床来给他睡。
成都像紫禁城一样是被城墙四面环绕的，城墙的四个角上城门敞开。因为发达的丝绸业，所以商业繁盛，人们把它叫做“锦绣王”之城。这个商业现象，和它滋养的生命活动打动了谢阁兰，以至于他忘记了艰苦的现实。吕西安·博达尔则通过大量的形象材料，展现了和谢阁兰心中完全相反的现实，他说：“成都，这个下水道，这个监狱”，对我们显示成都像是最糟糕的城市，那里到处是粪便交易，周围是砍头示众、麻风乞丐和日常的抢劫。幸好，他最后还是妥协了。其实是心怀畏惧的虚伪造作的风格，导致了他这样评价成都：“一颗珍宝，一种永恒的快乐。”观点和视角如此不同，给我们带来一种神秘感。显然，四川的首府在它的来访者眼中留下了最矛盾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