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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约八个月。
西班牙内战一爆发，海明威就表明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派的厌恶，他甚至把这种观点毫不掩饰地写信告诉了墨索里尼的无耻的追随者庞德。在西班牙，海明威慷慨大方、勇敢无畏，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也为自己赢得了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真诚的赞扬。当他忙于报道围攻马德里之战时，认识了曾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的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写了电影剧本《西班牙的土地》，并和伊文思合作，拍成了纪录片。影片在当时是很成功的。1937年7月8日，已经回到美国的海明威特意从基韦斯特飞到华盛顿，和伊文思一起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了这部片子。
写完《有的和没有的》（这是海明威以美国为背景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之后，1937年9月初，海明威第二次奔赴西班牙。当佛罗里达旅馆遭到炮击的时侯，海明威写下了他唯一的一个故事片剧本《第五纵队》，讲述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故事。潜伏在马德里的法西斯的秘密同情者，准备帮助正在攻打马德里的四个法西斯纵队。1938年1月，气急败坏的波琳到西班牙把海明威拉回家，为弥补夫妻感情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海明威不情愿，他还是在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当然，破碎的恩爱之情再也弥补不好了。1938年 3月到5月，海明威第三次去西班牙，报道埃布罗三角洲的战役。1938年11月，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第四次去西班牙，亲眼目睹了巴塞罗那陷落的局势。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海明威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海明威最终和波琳分手。于是，他又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婚妻子——马莎·盖尔霍恩，又有了一部才华横溢的佳作——《丧钟为谁而鸣》。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双重性的：一是销售量，出版五个月就售出了五十万册；一是评论界，多数批评家热情地欢迎此书出版，认为它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声誉，恢复了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发生了两件饶有趣味的事。1941年4月，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致推荐该小说为当年美国最佳小说，却被极端右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否决，因此，当年的普利策奖没有颁发。6月，一个叫约翰·德·蒙蒂霍的人控告海明威的小说抄袭了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的内容。虽然最后海明威胜诉，但整个诉讼过程让海明威恼火透了。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每换一个妻子，就要迁居一次地方。他和阿格妞丝的爱情游戏结束，与哈德莉结婚后，他们迁居巴黎。后来，他和波琳迁居到了基韦斯特。这次，他和马莎一起搬到了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眺望农场。在古巴，海明威所交往的不再是作家、编辑、记者，而是一些喜爱户外运动，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其中有高贵的闲人，也有一般的水手。他们热衷于狩猎、钓鱼和坐在酒吧间里喝酒闲聊。
在经历了婚后两个月的感情纠葛之后，海明威与马莎终于从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之行让他们比去西班牙更兴奋和激动。马莎和海明威一样，向往冒险和旅行，她愉快地接受了为《矿工》杂志赴中国战场采访的任务。海明威则是为 《太平洋邮报》撰写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判断中日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马松尼亚”号从旧金山出发，到火奴鲁鲁后，改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的一个多月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老熟人，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在奥伯林读大学时，就认识了海明威一家。3月25日，他们踏上了中国大陆，从广州到韶关、桂林，再到重庆，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在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秘密会晤了他们 （马莎称周恩来为“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并未像他的西班牙之行一样导致大量作品的问世，除了给《太平洋邮报》的报道外，他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有两点还是值得海明威夫妇骄傲的，一是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一是预言日本将向美国开战。
海明威迁居古巴之后，似乎江郎才尽，文思枯竭了，整个四十年代，他都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作品（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除外）。在古巴，他远离了文学界和文坛上的朋友，远离了文明生活和现代知识的启发，远离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丧钟为谁而鸣》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他觉得这部小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害怕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而读者和整个文坛又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一切使他特有的创作天赋和感觉受到了压抑，他不敢随随便便地写一本小说，深恐使自己的崇拜者们失望。写不出东西来的懊丧，马莎时常离家去外地采访带来的孤独感和感情纠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硬汉子海明威的心身。除了钓鱼、打猎、到酒吧间狂饮之外，最主要的解脱办法就是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中显出自己的价值。
战争开始时，海明威就改装了自己的游艇，把它当作反潜舰只，带着美国政府配给他的武器，在大西洋上搜寻德国潜艇，并准备随时与那些被跟踪、发现的潜艇作英勇的搏斗。后来，海明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组织和情报网，收集有关岛上亲纳粹分子的情报，发现并揭露德国间谍。海明威精心挑选的业余情报员一共有二十多位，他们中间有牧师、侍者、渔夫、妓女和酒鬼。海明威的谍报工作虽然得到了美国驻哈瓦那使馆的大力支持，但成绩甚微。而且联邦调查局也看不起海明威的工作，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要不就是毫无价值，要不就是不符合事实。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胡佛的授意下建立了海明威档案，审查他的“共产党倾向”。只是因为马莎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密关系，以及顾及到海明威在美国国内和古巴的巨大声誉，联邦调查局才没有触动海明威，只是和这头“离群的野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海明威在古巴极得人心，每当他开车经过街道时，人们都会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的。
当美国海军把德国潜艇从古巴海面上清扫干净以后，海明威驾着游艇在古巴海面上的勇敢巡逻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他把战争热情转向了欧洲。1944年5月，海明威到达英国，同马莎一样为《矿工》杂志提供战争报道。
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名气而不是报道文章本身，事实上，海明威并不特别在乎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和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海明威随美军一起登上了欧洲大陆，亲自率领一支法国反法西斯的游击队，随美军一起攻进巴黎。随后又进攻德国，在美军横扫欧洲的战斗中，海明威携带武器，始终在前线部队中战斗。对于海明威在炮火中显示出来的非凡的恿敢精神和在枪林弹雨中满不在乎的情形，美军第四师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指挥官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海明威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评价道：“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在战争中他是第一流的战士，但在和平时期却很惹人厌恶……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无数美好的生命，摧毁了无数代表古老文明的建筑，也摧毁了海明威与马莎的婚姻。马莎是一位典型的女强人，她聪明、能干，她不愿意受名人丈夫的支配，努力保持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独立性，甚至在事业上和海明威竞争。海明威是大男子主义者，要求妻子依附自己、顺从自己。两个个性很强的人的婚姻，注定是短命的。1945年，海明威和马莎离婚，不久，他与玛丽·韦尔什结婚。她陪伴海明威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实实在在地过着名人生活。和百万富翁一起钓鱼、打猎、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过去美好的年华，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接受各种报刊、杂志记者的拍照和采访。住在各式各样的豪华饭店里，享受年轻美貌的女人们的崇拜，频繁地与各种风格的年轻女人调情，不断地为新闻界制造一些花边绯闻，为了自己和玛丽的荣誉，向“诬蔑”、“诽谤”者提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用拳斗或手枪的决斗来捍卫尊严与荣誉。此外，作为一名冒险家，经常因意外伤害和病痛进出医院的大门。
自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发表之后，海明威足足有十年之久没有出版长篇小说。或许是《丧钟为谁而鸣》的巨大成就压迫着他，使他害怕损害了自己“文学英雄”的形象，不敢轻易提笔，或许是战争破坏了他的写作计划。不管因为什么，海明威确实是歇下来了，没有了新的勤奋写作的计划，以至于某些心怀恶意地人指责海明威沉湎于钓鱼、打猎、喝酒、调情之中，在家里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还多。
为了重振在文坛的雄风，海明威恢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然而，沉默十年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过河入林》（1950），却出人意外地失败了，这部海明威小说中最涉及个人、最有启示性的书，实际上是《永别了，武器》的翻版，只不过是拙劣的翻版而已。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放在意大利；两部小说都是辛酸地描绘海明威的战争经历；两部小说都是批评英雄气慨的价值；两部小说里的士兵都逃避到浪漫的环境里去；两部小说里的爱情都是作为战争的补偿；两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情人。
《过河入林》出版后，遭到了评论界几乎是毁灭性的抨击。十年了，评论界耐心等待着海明威又一部伟大作品的问世，但海明威让他们失望了。批评家们发现海明威在小说中“纵容自己露骨地自怜和露骨地自大”。在激烈的批评声中，马克斯韦尔·盖斯马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比较中肯：
这是一部不幸的小说，不论哪一个尊敬海明威的才华和成就的
人来评论它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不但是海明威最糟的一部小
说，也是集他所有以前著作中坏的一面之大成，从而对未来投下了
阴影。这本书太可怕了，事实正是如此，它自有其病态的魅力，……
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真实风流韵事”、“超人”和“最后
边界”的混合物。
海明威从一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就对评论界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在他看来，赞颂似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即是好的评论也令他反胃。而攻击性的批评更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怒火中烧。在勤奋地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的同时，他始终自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最权威的批评家。他曾经傲慢地宣布，“我一直认为评论家阉割了艺术”，“所有评论都是狗屁”。评论界对《过河入林》的指责。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海明威，以至于和许多朋友翻了脸。
真正使海明威在文坛上恢复光荣，恢复文学英雄形象的，是稍后不久出版的《老人与海》。在给出版社编辑华莱士·迈耶的信中，海明威自己承认：
从策略上讲，现在出版它可以使我摆脱批评界说我作为一个作
家已经完蛋了的这种局面。它可以摧毁批评界说我除了写自己和自
己的经历外什么都不会写的这种论调……我对什么都不出版这种
情况已经厌倦了。别的作家还出版一些短小精悍的书，而我好像不
应该写这些，只能写辉煌的巨著，挤入到《战争与和平》、《罪与
罚》的行列中去，否则别人就要认为我是个懒汉。
海明威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老人与海》确实把文学界对海明威的批评一扫而光，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朴素的小说完完全全摒弃了女人，描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老渔民 （桑提亚哥）与大马林鱼之间壮丽的搏斗，主人公高尚的生活理想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反应了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载它的《生活》杂志售出了五百三十万份，单行本的第一版就印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