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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加煤（有一本杂志建议，可以戴着手套小心地把大小煤块协调着放好）。此外，还必须不断地调整节气闸和通风孔，以控制气流和燃烧。炉子通常整天烧着，有时整夜不熄，以避免重新点火的麻烦，还可以供应随时可用的温水，并且让整个厨房保持温暖。
1899年．波士顿家务管理学校（Boston’s School of Housekeeping）的一项试验表明，每天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照看一座现代煤炉。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维持炉火的基本程序上——运煤（292磅煤可以用六天多），调节炉火，添加燃料，筛选并清空炉灰——但是还有1/3的时间是用来在炉子表面涂上黑铅，以防止炉子生锈。“黑铅”是石墨的通俗叫法。煤在过长的“煤化”过程中受到强烈的积压和加热，最后只剩下了碳，这就生成了石墨——至少绝大多数石墨是这样形成的。*像钻石一样，石墨也是纯粹的碳，只不过更软，它有很多微小的用途，比如制造铅笔和防止铁锈。
就这样，人们每周花好几个小时照看他们炉子里燃烧的煤，然后再花几个小时，更细心地在炉子外面涂上一层过度加工的煤。这些滚烫、乌黑、浑身裹着烟灰、不含碳的精灵们，就像庞大的煤雕塑，成为数百万家庭的主要角色，尽管需求永无止境又难以控制，但它们却用石炭纪的能量温暖着厨房。这在一年中的大约八个月里是一种福音——厨房的煤炉通常是家庭的惟一热源——但在余下的时间里则是一种诅咒。当然，有一个难题就是，煤炉由于使用固体燃料，因而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即扭开，在做好饭之后及时关掉；在做饭之前，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预热，而用完之后，也没有便捷的方式熄火，除非把炉子里的燃料全都浪费完。20世纪早期一些家政学方面的书，推荐那些财力允许的人们另外买一只煤油炉在夏天使用。
在一些大家庭，客厅和卧室的炉子用的煤更多。1869年，凯瑟琳·巴彻（Catherine Beecher）和她的妹妹哈里特·巴彻·斯托威（Harriet Beecher Stowe）估计，在冬季，中太平洋的一个煤炉要用3吨无烟煤，而北部的一个煤炉则要用4吨。这种使用中央取暖设备的新尝试意味着，在一些较大的新式家庭里，连地下室都得用煤。巴彻姐妹并不怎么喜欢这些封闭的暖气炉，她们相信，如果是没有经验的主妇使用这些暖气炉，那么她的家人“不仅可能碳酸（二氧化碳的水溶液）中毒，或者缺氧致死，而且还会因得不到空气中应有的湿气而感到不适，或者健康受损”。
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室内空气的质量，这不仅与暖气炉有关，也通常与火炉有关。人们都知道，有裂缝的火炉会导致家庭一氧化碳中毒，这种气体真的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巴彻姐妹描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因一种更微妙的“受损了的”气体而中毒。她们担心火炉会把空气变得有害于健康，因为它像人一样消耗氧气、释放出二氧化碳。不知为何，这种担心与仍然存在的沼气致病理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细菌理论绞在了一起。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下，不透气的房间似乎成了一个个死亡陷阱，家庭主妇也多了一份职责：为了维护家庭的健康，她得让窗户一直开着，哪怕它嘎嘎地作响。空气质量已经不仅仅是个健康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妇女的问题，而且此后几十年里一直如此。
煤在家庭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用处：照明。当看到巴彻姐妹所描述的19世纪60年代，气体照明已经从英国传到了美国的城市和一些大乡镇的时候，您不要以为那是天然气，那其实是煤气。在乡镇边缘的煤气厂里，煤被烘烤，释放出煤气，然后，这些煤气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路灯里，以及人们的家里。这种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到达照明器具里的煤气管道，由一个小小的开关控制着煤气流动的开始和停止（如果这些开关失灵，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照明器具一般都在喷气火焰的上面罩一个白热灯罩，这样会比无遮无掩的灯光更集中，因而更明亮。这些灯罩通常还裹着球形的玻璃，而样式最奇特的树枝状的灯，有时候被称为“煤气吊灯”。
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第17节 煤君主沉浮录（3）
南北战争后，那些没有煤气的地方使用的光源主要是煤油。煤油是第一种市场广阔的石油产品，并使标准石油早在汽油和内燃机崛起的很久之前就得以建立自己的工业帝国。这些光源虽然陈旧，但却终究把抹香鲸油推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煤和石油就拯救了鲸，就像煤在几个世纪以来拯救了仅存的森林一样。
煤气光源的广泛普及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户外”获取燃料——以社区为单位的分配体系也随之应运而生——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燃料储存，地方政府也把能量分配看作市政功能应有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人类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气态燃料，人们也觉得生活更加舒适了。由此，煤气灯的时代就为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它们也将成为后来提供家用能量的主力军。煤气也是第一个与石油直接争夺国内能源市场的煤产品。随着城市的发展，煤气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而煤油的领地则日益缩小，最后只剩下了农村。煤彻底在照明市场取胜，还是在煤气和煤油都被电取代之时，因为几乎所有的电都是依靠煤而产生的。电的出现，标志着煤在与石油的战争中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1902年的罢工更加明显地表明，美国已被分为清洁的无烟煤城市和肮脏的烟煤城市，前者如纽约、费城和波士顿，后者有匹兹堡、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伯明翰等。*在纽约市，罢工引起了无烟煤的短缺，从而导致无烟煤价格上涨，用煤的人们不顾城市法律的规定，纷纷改为使用烟煤，给居民们带来了危害。据说有些工厂在天黑之后就换上烟煤，这样，煤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那年6月，《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曾有一个悲伤的标题：“首都陷入烟幕的笼罩”，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每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罢工期间，曾有人写信给报社的编辑，为越来越多的人非法使用烟煤而悲叹不已，他在信中发问：“匹兹堡和芝加哥已在遭受那诅咒，难道我们也要把自己推向那痛苦的深渊吗？”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那些燃烧烟煤的工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匹兹堡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而他选择住在纽约，他在这时警告人们：“如果纽约容许烟煤立足，那么她将失去她骄傲地列身于世界伟大城市的一个重要资格：她纯净的空气。”
纯净的空气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看到。大部分烟煤城市都把煤烟视为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认为工业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之源，而且还是现代文明的源泉。这种信念一直牢不可破。到了19世纪末期，它开始与另外一些人所坚决拥护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些人认为，文明的生活应当是清洁的、美丽的、健康的，最终是道德的。简而言之，煤烟已经与崭露头角的环境论哲学产生了冲突。
也是在大约这个时候，美国人正越来越欣赏最荒芜的自然景致。反污染的呼声一再高涨，但这声音的来源却不是森林，而是厨房。抨击那些烟囱的是一些女性，长久以来，为了保护家人的健康，她们一直很注意保持家庭卫生，如今她们除了采取正面的清洁措施之外，还拧成一股绳，积极投身于一项被称为“地方家政管理”的运动。
全国中等和中上等阶层的女性们，只要尚有闲暇，便积极投身于一些地方性的俱乐部，如匹兹堡保护妇女健康协会，圣路易斯星期三俱乐部，等等。然而，煤烟并不是各地家庭主妇们心目中惟一的城市污点。事实上，她们发起的是更大规模的改善运动，“除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焦点还有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的转移等。对于其他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说很简单，但耗资颇广：由公众募捐大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市民和商人都必须纳税，从而享受更舒适的福利设施。而对于煤烟，政府不但没有通过公众集资来解决，反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说服那些往空气中排放煤烟的人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并自行负担费用。*
女性俱乐部有很多联盟——医学专家，工程学俱乐部，商界领袖，以及其他地方性的俱乐部——她们也切实地拥有自己的主导权。环境史学家大卫·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在分析这个时代时总结道：“女性虽然仅被当成操持家务者和道德守护者，但她们对空气污染的谴责却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但是，由于她们是女性，而且往往是特权阶层的女性，因而，她们对于改善空气的渴望常常被认为是肤浅的、脆弱的。有人对匹兹堡的女性提出了非议，说她们之所以想要去除煤烟，只是为了改善她们的肤色，而不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
在寻求解决煤烟威胁的办法的过程中，许多女性团体确实采取了坚定而可行的措施。她们与工程师们一起，从技术和实践上试图控制煤火，使之变得更清洁。虽然她们还没有选举权，但由于她们的游说，市政通过了关于禁止排放浓烟的新法令**，她们还为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做了许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她们为执法而做出的努力往往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1909年，当芝加哥的女性俱乐部成员表示愿意协助城市煤烟检查员确定违规的烟窗时，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漫画：女人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优雅地坐在城市的屋顶，一边看着从烟囱里翻涌而出的煤烟，一边绣着手中的花边。
不难理解，燃煤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靠煤烟和煤灰在美学上的缺陷，并不足以理直气壮地予以干涉，因此，煤烟对健康的影响就成了许多行动主义者注意的焦点。但遗憾的是，在衡量煤烟对健康的影响方面，比起几个世纪前约翰·格朗特所做的微薄努力来，科学研究并没有前进多少。仍然有人认为，煤烟是可以防腐杀菌的；不得不说，那个时代对细菌和流行病的密切关注，不仅促使城市不惜巨资建设水利和下水道项目，而且也使煤烟似乎对人体健康比较有益了。即使到了1913年，当伯明翰的钢铁厂要求政府撤销除烟新法令时，一位内科医生竟然支持钢铁厂的提议，并指出，煤烟已在火中得到了净化，不会带有病菌。而更早一些，在1892年，一位煤商在反对去除煤烟时曾说，煤烟把一些黑碳沉淀在肺里，当空气通过这里时，实际上是先经过了黑碳的净化，然后才进入血液。
当然，那些推行除烟法令的人，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早期的行动主义者指责煤烟带来的不仅是致命的肺病，而且还有各种其他问题，如痤疮、痢疾和便秘等。1905年，美国医学会谴责煤烟导致儿童“面色苍白、体弱无力”。更有甚者，还有人控告“罪恶的煤烟”能引起道德堕落。1909年，芝加哥一个女性俱乐部的主席声称，“芝加哥的黑色烟幕不仅使城市暗淡无光、黑暗阴郁，而且还必须为在它的遮掩下发生的低劣、肮脏的谋杀及其他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肮脏的城市是不道德的，因为污垢滋养着邪恶。”
一些医学专家会的成员尽管没有说得那么严重，但也同意煤烟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有着强烈的影响。1913年，一位内科医生在书中断言，生活在阴暗无光的家庭中的女性，很容易“脾气暴躁，常常责骂、鞭打孩子，对丈夫也是恶语相加”；而丈夫呢，往往会嗜酒；孩子们则变得“迟钝，呆傻，甚至走上犯罪的歧途”。同年，一位在匹兹堡调查煤烟影响的心理学家发现，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慵懒”、消沉；他还肯定地说，压抑的空气使他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清晰、准确、深入地思考”。那些把大多数犯罪行为都归罪于煤烟的过激论调可以置之不顾，但煤烟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把它与近来关于弱光使人情绪消沉的发现联系起来，会更有意思。
当时，关于煤烟影响身体健康科学辩论，主要集中在肺病的问题上。19世纪晚期，肺病比今天流传得更广，死亡率更高。比如，在1886年的辛辛那提，三大致命杀手是肺结核、肺炎和支气管炎，31％的死者与肺部疾病有关。煤烟会导致肺病的消息，迅速从德国和英国传入了美国。一篇1905年的德国论文发现，在有烟地区，急性肺病患者比其他地方多，而且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