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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确实，“我可以明白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剥落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准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显得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生活的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磺、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古脑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可以看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英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了。普兰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给蜜蜂和花带来了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的园艺中受到冷落。
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怨他们的音域少了三个音符。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后，通常如何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此外，伊夫林和诺斯都相信，煤烟正在谋害人们的生命。伊夫林写道，煤灰引起的肺结核杀害了“众多的生命”，并断言，将近一半的伦敦死亡者都是死于某种肺功能的失调。诺斯还特别注意到了煤烟对婴儿的影响，他写道：“在这种散发着臭味且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也许那些出生的婴儿很难在伦敦长大；因为他们新生的躯体就像脆弱的植物或者花朵，很快就会在这硫磺般的空气中枯萎。”
当然，只凭这些作家对煤烟致命性的坚信，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还相信，疾病是由“病毒”或者空气中散布的放射物传播的。在将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毒传播疾病的理论影响极大；若不是路易斯·巴德斯（Louis Pasteur）在19世纪晚期做的那次实验，这种理论也许已经深入人心了。虽然这种关于病毒的理论会使人们相信煤烟是疾病的罪人，从而将责备的矛头对准煤烟，但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在病毒这方面，人们最害怕的是腐烂的植物和动物的脓血，而不是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烟囱出现之前，一些英国人相信，那弥漫在房间里的木头烟是对他们健康有益的。
有一种思想流派也认为，煤烟杜绝了更多可以导致疾病的危险病毒进入人体，尤其是瘟疫。伊夫林在他那本《防烟》中，也曾特地对煤烟可以抵制瘟疫的乐观看法表示过异议；他指出，在欧洲，伦敦拥有最糟糕的空气和最高的死亡率。伊夫林声称，煤烟预防传染病的这种观点，早在1661年就已经在医学院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仅仅四年之后，淋巴腺鼠疫再次肆虐伦敦，医学院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介绍说，燃煤可以改善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但需要添加一些芬芳的易燃物，书中附有这些易燃物的清单，如雪松和香料等。（医学院还推荐人们用开枪时产生的气体来净化空气。）煤烟可以赶跑传染疾病的跳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在减缓瘟疫传播的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侵害着伦敦人的健康，也许削弱了他们对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抵抗力。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备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正努力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于是，就在伊夫林出版《防烟》的1661年，有人创造出一种对伦敦死亡率记录的系统分析方法，他被后人视为统计学的奠基人。
此人名叫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是一位毫无名气的布料商。从16世纪开始，伦敦就保存有死亡人数的记录，这主要是为了让富人们知道瘟疫何时会再次盛行，以便于他们及时逃离。负责收集这些记录的是一些被称为调查员的“古代老嬷嬷”，她们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检查伦敦所有的尸体，然后做记录，并确定死因。格朗特想，如果把这些数据制成表格并加以分析，或许会比单纯的数字更有用。他于1662年公布的观察结果给查理二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查理二世于是推荐格朗特去当时虽刚刚新成立却极富声望的“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还说：“他们如果再发现这样的小商人，就应当二话不说地予以接纳。”
一些调查员的分类做得比较有趣，而另一些则故弄玄虚。在死者的上面，列着死亡原因，如惊吓、悲伤、发痒、痔疮、行星、光线增强，还有一种只知道叫“妈妈”（Mother）的病。尽管如此，格朗特的分析还有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它证实，婴儿和孩子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大约1/3的伦敦亡故者是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它也表明，肺病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元凶，死于肺病者占死者总数的1/5到1/4。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人们整日生活在烟尘之中，因此可想而知，许多人正是因烟尘而病情加重致死的。
在某种程度上，格朗特自己对煤烟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伦敦的死亡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并年年攀升，煤烟是罪魁祸首；他还写道，虽然有些市民已经习惯了伦敦，住在伦敦就像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那些新来者和孩子们却不行，因为这里的空气里含有烟尘、散发着异味儿，而且很沉闷，相比之下，还是农村的空气更有利于健康；否则，为什么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纷纷搬到农村去呢？”但另一方面，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煤烟能够抵制带有病毒、会使人生病的空气。
格朗特的观点在今天的法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在法庭上，一旦特殊的利益集团向某些规则提出挑战，大多数这种统计分析最终都会俯首认输，即使这分析有着流行病学的证据。）尽管如此，他的工作还是意味着，在探究燃煤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这一缓慢而系统的进程中，人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人才得以分析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会给工业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17世纪伦敦居民和伦敦市与煤的遭遇，但也许这不影响单个的人们所做出的选择。煤所造成的污染慢慢地残害着伦敦居民，但如果缺乏热量，他们的生命将更加短暂。据估计，伦敦一个贫困家庭的煤的开销占家庭微薄收入的至少1/10，或者更多，而且这还是在煤供应充足、价格偏低的前提下。这些钱买来的燃料，仅够在最冷的时节，一个房间里的一只小火炉、在一天的部分时间里燃烧——也就是说，仅能维持生存，而不能过得舒适。但要想靠木头来提供这些热量，他们就必须出二到五倍的价钱，而且，木材紧缺带来的供不应求还会导致木头价格上扬。在社会边缘地带挣扎的这些穷人，当然会选择煤作为燃料。
17世纪中期，伦敦居民不仅欢迎、而且翘首盼望煤的身影。在一次次战争期间，煤的供应被切断了，平民差点儿为此举行武装抗议。在这种所谓的“燃料匮乏期”，空气猛然清洁了许多，伦敦那些原本几近荒废的园林也恢复了盎然生机，这令园林主人们诧异不已。但与此同时，穷人们“怨声载道”，据说许多人因没有燃料而死去。当煤重新回到伦敦，人们又开始争相购买，可以预想，只要人们的家中还有煤火，伦敦的园林就只能奄奄待毙。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6节 踏上革命的征途（1）
在学会用火的数十万年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许多巧妙的方法，借助火的力量，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变成各种生活用品，从金属、陶器、砖块和玻璃，到盐、肥皂和啤酒。在那忙碌而又充满创造之喜悦的黄金年代里，回荡着烘焙与沸腾、熔化与冶炼的交响曲，但我们的祖先也许想不到，他们的火还具有另外一种力量——运动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把物体从A点移到B点是颇费力气的，他们只能借助肌肉、水或者风来完成。（当然，如果你成心想毁坏你所要移动的东西，比如一片森林或一个敌人的村庄，那么你最好用火。）由于缺乏知识，当时的社会所能完成的体力劳动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装置，使得人类终于能够将燃料转化为动力，从而摆脱了那由来已久的限制。这种装置就是蒸汽发动机，是以煤为燃料的。事实证明，蒸汽发动机就好比工业革命搏动的心脏，可能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当时，为了获取一些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品，人们不得不进行更深的钻研，而煤的适时出现，不仅“引出”了发动机，而且启发了发动机的发明者。
丹尼尔·笛福除了写过《鲁滨逊漂流记》之外，他自己的旅程也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他在18世纪早期游览纽卡斯尔之后，曾写道：
在伦敦，我们看到大批满载煤的货船不断地抵达在这个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们不由得纳闷：这些煤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没有掏空整个国家吧？相对地另一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从各个矿坑里挖出的大量煤堆，应该说是煤山，这里有多少矿坑，我们就有多少疑惑：哪里的人们能够用得了这么多煤呢？
在笛福游览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纽卡斯尔就一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出产大量煤矿。由于英国煤需求量的狂增，到17世纪早期，纽卡斯尔的传统农业经济已经被煤产业挤垮了。随着伦敦逐步与广阔的世界接轨，纽卡斯尔的市场变得越来越狭窄。在煤的时代，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出场了。
不断扩大的煤矿靠一些从农村迁来的工人运转，他们如潮水般涌进纽卡斯尔，挤在矿井经营者们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附近的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在17世纪早期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有些“整天醉醺醺的，有的还同时与两三个老婆相安无事，还有的是……遭人唾弃的皮条客”。这样说也许过于偏激或夸张了，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矿工的普遍态度。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