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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约骸！ �
曼彻斯特是以棉制品而驰名全球的，但赋予它独特的外貌和气味的，却是煤，而不是棉花。任何一个去往曼彻斯特的人，都会老远就看到城市上空林立的烟囱和翻滚涌出的黑烟。根据一项官方报告，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拥有“将近500个倾泻浓烟的烟囱”，即便是在伦敦的污浊空气中住惯了的人们，也会被这个数字吓一跳。
曼彻斯特以及英国其他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数量都在不断增长，这是由燃煤量的多少决定的，就像煤矿挖掘的规模决定煤矿工人的数量一样。煤生产出了铁，铸造成工人们操作的机器和工作的工厂，然后，煤又提供动力，供这些机器和工厂运转。煤气点燃了一盏盏灯，照亮着工人们在井下起早贪黑地艰难跋涉。离开工厂的大门，工人们就要走入城市，煤烧出了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如今却又把它们弄脏，也侵蚀着工人们的皮肤和衣服。抬起头，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煤烟熏黑了的天空；低下头，映入眼帘的是被煤灰染黑了的大地。回到家，摆在桌上的是用煤烧出来的饭菜，或许还带着一丝煤的味道；每一次呼吸，都会有一些浓重的煤烟进入他们的肺腑。简而言之，煤，以及燃烧煤所得到的一切，建构着他们的世界，渗透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充满了活力、光彩、颜色、芬芳和情趣。
对于许多人来说，能通过蒸汽从煤中获取动力，着实开拓了一片乐观而兴奋的区域，令人陶醉。蒸汽动力让那些木匠的儿子、牧羊人的儿子、矿工的儿子受到了鼓舞——如果他们有创造性，并且肯下苦功，再加上运气，他们也可以像詹姆斯·瓦特一样晋身世界名人，并改变世界。整个人类都对蒸汽机欢呼致意，把它当作一份恩赐。蒸汽机还使精疲力尽的体力劳动者们得到了解脱，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也给大部分穷人带来了福音。也许，最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蒸汽机周围迅速崛起的工业社会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然而，更为直接的事情是，英国突然具备了从燃煤中获取机械能的能力，从而使英国千百万穷人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
这并不是说，这些罪恶只是大量使用煤的必然后果，它们当然也是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默许和恶化的结果。然而，尽管如此，如果你想知道当一个社会或其某些成员在突然发现自己已被一种巨大的新型动力能源控制时会怎样，那么从英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答案：他们会全力以赴地用那种动力谋取利益，方法就是建造一些像19世纪的曼彻斯特这样的城镇。
对于新的工业时代来说，曼彻斯特就是一枚象征高品质的图印。它用大量的煤供养着日益增大的蒸汽机、工厂、劳动力队伍和城市。19世纪30年代，单是曼彻斯特的棉纱厂中，雇工超过1000人的就有7个，雇工达数百人的有76个。有了充足的煤供应，工业就摆脱了过去因依赖水车而导致的瓶颈状态，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而且，蒸汽机的使用成为建立更大规模工厂的新的诱因，因为蒸汽机越大，它从每一块煤中提取的能量就越多。由于蒸汽机耗资颇多，所以厂商们都会用它来推动尽可能多的机器部件。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机器后，古老的纺织技艺就少了许多用武之地，因为机器可以制造出大量低价位的纺织品，而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却不能。
从家庭作坊中失业了的工人，和被当时的农业革新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们，都成为城里工厂的后备劳动力。他们并不是英国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那些在纽卡斯尔靠力气吃饭的煤矿工人们，已经在规模大、投资多的矿井工作了两个世纪，他们才是英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尽管如此，曼彻斯特及其他急速涌现的工业城市里的工人们，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一个庞大的阶层正在形成，机器打造并简化着他们的生活。
生活突然发生了改变，日常工作的安排不再根据工人的精力或者季节的需要，而是在蒸汽机无情而规律的鞭策下进行。现在，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机器设定着生产的速度，但是在当时，人们却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令人困扰且不正常的。正如一位曼彻斯特的工厂观察家在1834年所写的那样：“当人们在蒸汽机的驱使下不得不去工作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铁和蒸汽制成的枷锁锁在了一起。在最好的状态下，这有血有肉的的机器也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承受着无数痛苦灾难，但他们已被牢牢地拴在没有痛苦、不知疲倦的铁制机器上。”
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被分解成若干最基本的单元，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但却把许多工人限制在最简单、重复、机械的工作中，一切都要与工厂蒸汽机的的步调保持一致。如此彻底地受到控制，对于第一代工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前的农场工和家庭手工业者们，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工作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只钟表都不曾有过，可如今，他们每天的个人行动和时间却受到了也许是最严格的约束，他们所处的整个阶级都已经处于这种约束之中。
黄昏的微光不再带来休憩，因为人们已经摸索出了如何把煤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在这种领悟到来之前的暗淡岁月里，人们只能靠微弱而昂贵的蜡烛或油灯来驱逐黑暗，尽管如此，夜间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大多数煤在燃烧时都只有微弱的火焰，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只把煤用于提供热能，而不用来照明。然而到了18世纪晚期，把煤加热后的挥发物集中起来而得到的气体，被人们当成了一种光源。1805年，煤气灯已经将工厂照得通体明亮，一些观察家欣喜地把这些工厂比作宫殿。
一些工厂开始实行24小时工作制，这至少是受到了把14或16小时轮班制缩减为两套12小时轮班制这种做法的影响。工人们彻夜地劳作，他们所依赖的光在数百万年前就已到达地球并从此被贮藏在黑暗中，这是一种奇迹，但即使工人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此也并没有什么感觉。这实实在在是真的，因为在这些工人当中，许多都只是孩子。随着煤产生的动力取代了成人的肌肉，机械取代了成人的技巧，工厂主们发现，童工不仅可以胜任工作，而且更便宜、更易于管教。
迅速发展起来的煤炭工业，是童工悲惨遭遇的起点；而蒸汽机则似乎丰富了剥削童工的方法。虽然蒸汽机的发明使矿井有可能挖得更深，但排气的问题却日益严重。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凝气阀”，即矿井的一种通道装置，用来使气流保持快速流动，以防止毒气堆积。操作这种通道装置的任务由最小的孩子来承担，他面临的是最险恶的处境。如果这些小工人们没有圆满完成任务，那么整个矿井就很危险了。
19世纪40年代，一个议会考察团终于开始注意使用童工的恶行。他们被一个事实震惊：不再有更多的矿井事故发生只是因为，“在所有的煤矿，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所有地区，这种通道装置都由从五岁到七岁或八岁的孩子们看管；他们只在有人通过时才站一下，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孤独、沉默和黑暗中，一坐就是连续12个小时”。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这样向考察团讲述自己的一天：“我必须摸着黑安装凝气阀，我很害怕。我早上四点钟或者三点半下到井下，下午五点钟或五点半上来。我从来不能好好睡觉。当我来到光亮中时，有时我会唱歌，但我在黑暗中从不唱歌——我不敢。”
对煤日益增长的需求，鼓励着矿主们沿着煤层拓展他们的矿井，但是，这些新挖的隧道通常比较矮，马和成人都不能通过，于是，拖煤的任务就交给了孩子们。考察团这样描述孩子们的困境：“套着绳子，绑着皮带，带着马具，就像拉着轻便马车的狗，黑乎乎的身体浸透着湿气，大半个身子裸露着，用四肢爬行，身后还拖着沉重的货物——看到他们极不正常的样子，你会感到难以名状的恶心。”了解了煤矿童工们的悲惨遭遇，我们也许比较容易接受燃煤的工厂对童工们的剥削，那虽然相对比较温和，但却更为普遍。
在工厂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是长时间分开工作的（不像在农场或家庭作坊里那样总是在一起做工），因此，家庭生活大大简化了。正如现代人大声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常常为了拥有自己的收入而过早地脱离家庭。工业革命时期的出生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人结婚生子比以前早了很多。在别无求生之路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会把孩子送进工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牺牲。
上流社会相信自己正在目睹一种完全崭新而重要的事物出现，而在他们眼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是被连根拔起的、毫无传统的，因而令人担忧。1808年，有一名农村官员认为这些工人“无论从生活习惯、职业上说，还是从与社会的从属关系来说，都是一种新生的族类”（这就像近两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煤矿工人曾被视为社会的异类一样）。19世纪30年代的一位观察家称这个新兴的工人阶层是“摇篮里的大力士海格立斯”，并已被蒸汽机催生出了庞大的队伍。1842年，有人认为，蒸汽机和新的制造技术是史无前例的，并“继承了从天而降的遗产：他们突然出现在这世上，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Jupiter）的脑子里蹦出来一样，迅速走过了婴儿时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欢迎仪式之前，他们就已在这个世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实在没有时间去准备“欢迎仪式”。只是一代或两代人的工夫，英国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就改换了面貌。1833年，一名观察家提到，“在1/4世纪稍多的时间里，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1851年人口普查的结论则更为官方化：住在城市里的英国人比住在城外的多。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城市化水平的国家。
但是，用来保护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的一些制度，普遍还没有完善。就拿曼彻斯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只是从小镇变成了无数贫民窟，直到1853年才成立了当地政府。在1800年到1824年，工会都是非法的，即使在煤矿上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更晚些时候，工会才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固定机构。到了1867年，工人才得到选举权。公共设施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最终使工业主义最坚硬的边缘得以缓和。同时，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开始关注产业工人们的悲惨处境。
1842年，德国一个富裕的棉纱厂老板把儿子送到了曼彻斯特，让他学习打理自己名下的一家棉纱厂。这个儿子就是弗雷德里西·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他对如何经营棉纱厂并不热心，但他确实很向往曼彻斯特，因为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可能就从那里开始。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过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双重生活：白天是中产阶级工业家，晚上则成了革命家。他广泛地考察这个城市，探测它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把自己目睹的苦难生动地写进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这本书引来了人们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普遍关注。大约就在这时，他开始了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伟大友谊。他们俩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The munist Manifesto），在1844年出版。恩格斯继续经营着父亲在曼彻斯特的棉纱厂，这份收入支撑着他（和马克思）度过了很多年。
在曼彻斯特以煤为燃料、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巨大产量的推动下，产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甚至胜过它在激发资本主义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应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本主义正在大量生产着工业劳动阶级自身——这个阶级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已脱离了他们过去珍视的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社团、家庭的舒适，以及独立，而且，他们如今必须按照机器时代的逻辑来安排作息时间。
像大多数工业城镇一样，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众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