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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欺骗与战术欺骗相比，有以下特点：①欺骗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集于一身；②欺骗的直接目的较为单一，欺骗方法不拘一格，基本上是随机应变，即兴表演；③欺骗效果来得快，但持续时间短，甚至转瞬即逝，只有争分夺秒，抓住时间差，才能充分利用欺骗效果。
在战斗中，单兵欺骗的次数之多少和成功率之高低，取决于平时的训练水平。只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才能在复杂的战场条件下，沉着冷静、机智灵活地欺骗敌人。如果训练内容和方法呆板、机械，就会压抑士兵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士兵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也就无单兵欺骗可言。
五、军事欺骗的历史渊源
（一）实践的历史渊源
军事欺骗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发生在距今4600 年之前的黄帝、蚩尤大战，已有军事欺骗的运用。黄帝在作战中，针对蚩尤氏族集团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天候、地形不熟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将敌诱至河北涿鹿之野，借助不良天候，发起反击，一举击败量尤。公元前16 世纪发生的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军事欺骗的运用更加系统。战前商汤重用谋臣伊尹，离间夏朝与各附属国、部落的关系，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继而采取战略伪装措施，麻痹夏染；然后，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和决战方向，突然出兵。整个战略筹划，具有浓厚的军事欺骗色彩。进入春秋时期，天下动乱，战事频仍，在242 年中发生了483 次战争。频繁的战争，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造就了一大批善于机巧权变、庙算制敌的兵权谋家，创造了许多以谋胜敌的战例。大凡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奇巧之战，基本上都使用了欺骗手段。例如，公元前615 年，秦发兵攻晋。晋国派将军赵盾率兵抵御。赵盾采纳了上军副将臾骄“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持久防御方针，使秦国无奈。部将士会献策说：晋将赵穿，乃晋国国君的女婿，颇受宠信，现统率上军。此人不懂战法，为人骄狂，可以派兵一部袭击上军，诱其脱离筑垒地域，进行野战。秦国依计而行，果然打破了晋军持久防御的预定方针。士会所献计策，实际上就是佯攻诱战的欺骗术。又如，公元前508年的吴楚豫章之战是利用战略伪装取胜的典型战例。战前，吴军在豫章摆出决战姿态麻痹楚军，暗中却转移主力进攻巢邑，重创楚军，大获全胜。再如，公元前555 年，齐晋平阴之战，晋军采取在山上遍插旗帜，在车后用树枝扬尘等办法显示兵力众多，威慑齐灵公。齐灵公果然误认为晋、鲁联军兵力强大，不敢迎战，连夜逃走。这种示形慑敌之法，沿用了几千年。这一时期，成功地运用示形法取胜的最为著名的战例是公元前632 年的晋楚城横之战。决战前，晋文公退避三舍，调动楚军至预定战场，缩短了晋军的补给线，使
楚军孤军深入，疲劳沮丧，后援困难。同时，骄纵了楚军统帅的骄做情绪。决战开始，晋军下军佐将令部属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突然向楚军右翼（陈、蔡两国军队）冲击。陈、蔡两国军队本来战斗力就差，经此突然一冲，整个队形乱作一团，车马兵士互相冲撞践踏，晋军乘乱冲杀，楚军右翼倾刻之间溃不成军。当晋军向楚军右翼进攻时，其上军也与楚军左翼接战，主将狐毛令阵内竖起两杆大旗冒充中军背敌而行，佯装引军后退。晋军下军主将奕技在阵后令车马拖着树枝奔跑，弄得尘土飞扬，佯装后边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这一系列示形使楚军主将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即令左军追击，使楚军左翼突出在前，与中军拉开了距离。晋国中军元帅先轸见楚左军被引诱出来，便乘机以主力从侧面横击过去，狐毛也立即挥军奋战，楚军左翼在晋军夹击下大部被歼。接着，晋军从四面冲击楚军中军。中军主将子玉见左右两翼溃败，无心恋战，收拾残兵，匆忙退回楚地。城淄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军战胜强军的著名战例。晋军善于运用示弱骄敌（退避三舍）、示强慑敌（下军）、佯退诱敌（上军、下军）等示形方法，欺骗楚军，是晋胜楚败的重要原因。以上几例充分说明，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欺骗的形态已比较完整，有不少战例，欺骗手段的运用相当成功。
在西方，有关军事欺骗的记载也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例如，公元前49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授命海军大将达提斯和阿塔菲尼斯为远征军统帅，率领数万大军再次进犯希腊。一万一千多名希腊军在米太亚的指挥下，在雅典城附近的马拉松平原迎战登陆的波斯军。雅典军指挥官米太亚采取了两翼埋伏、正面佯攻的战术，把实力雄厚的雅典重步兵摆在两翼，以薄弱兵力在正面发动佯攻，引诱波斯军反击。战斗开始后，中央阵线首先出击，气势汹汹的波斯军立即反攻，雅典军且战且退，波斯军队形在追击中越拉越长。就在波斯军骄纵得意之时，埋伏在两翼的雅典军主力象洪水般俯冲而下，波斯军猝不及防，队形大乱，自相践踏，雅典军一直追杀到海边，波斯军丢下6400具尸体，仓惶爬上舰船逃走。
公元前480 年，波斯王薛西斯率领三十万大军，一千多艘战舰，再次对希腊远征，企图征服整个希腊。当时，希腊联军只有三百 余艘战舰，处于明显劣势。希腊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里斯提出了在沙拉米斯海峡与波斯军决战的方案。他认为，弱小的舰队只有在窄海中作战，才能取胜。沙拉米斯海峡水面狭窄，浪急潮高，不利于波斯军发挥优势，但有利于希腊军隐蔽行动，布置伏兵，出其不意，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舰队全部集中在海峡内，然后派人乘商船给薛西斯送去一封信。信是以希腊主和派将领的口气写的。信中说：“等到夜幕将垂的时候，希腊人不会再坚持下去的。他们将借着黑暗的掩护，各自飞奔逃命。”波斯王一直听他的间谍说，希腊人内部发生了分裂，许多船正准备逃跑，所以，相信了这封信所提供的情报，决计趁机将希腊舰队一网打尽。于是，命令舰队改变目标，秘密地驶向沙拉米斯海峡。就这样，波斯舰队被诱进了海峡。一进入海峡，舰队顿时大乱。隐蔽在夜色中的希腊战船乘机全速冲杀出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伏击战。激战中，波斯舰队的前锋抵挡不住希腊船的猛攻，纷纷调转船头，打算撤出海峡。恰在这时，波斯军后队顺着风势，鼓着满帆冲入海峡，几百艘战船挤在一起，进退不得，乱作一团。经8 小时激战，希腊联军击沉200 余艘波斯军舰，俘获多艘，而自己仅掼40 艘。此次海战的胜利，得益于假情报诱敌的成功。
古希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特洛伊木马的传说。说的是，希腊人围困特洛
伊城十年之久，没有攻下。希腊人假装撤围登船，特留下一匹巨大无比的木马。欣喜若狂的特洛伊人把木马运进城去。深夜，希腊人的船队又回到特洛伊城下。藏在马腹中的士兵冲杀出来，猛烈袭击酣睡中的特洛伊人。希腊人里应外合，一夜功夫，夺取了特洛伊城。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欺骗的早期运用。
那么，上述有文字记载的战争或会战，是不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的军事欺骗呢？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战争有没有军事欺骗的运用？换言之，军事欺骗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笔者认为，军事欺骗的历史与战争的历史一样久远。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与原始化的战争同时产生，相伴而行，只是在客观上存在以下情况罢了。
1、自觉运用与自发运用
兵圣孙武在乓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道的“道”即规律之意。即然是规律，那么，不论哪个阶级，只要进行战争，就要遵守这一规律，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当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把它上升为理论，更需要对大量战争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升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出诡道理论之前就没有对诡道的自发运用。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据我国先秦古籍记载，我国最早发生的战争有神农伐斧燧之战，炎帝与黄帝贩泉之战，炎帝与蚩尤榆冈之战，黄帝与量尤涿鹿之战，等等。当时尚无职业军队，同自然作斗争的生产工具往往就是打仗时的常规武器，作战方式方法十分简单，基本上是他们有组织地与动物作斗争的方法的直接移用。据《易·原群》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十人一组的打虎队形。奇数队员编为助攻队，偶数队员编为主攻队，居中的一名队员兼任指挥。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歼灭。当部落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时，这种诱、伏有机结合的围猎方法，便很自然地运用于战争中。这就是人类对诡道的自发的运用。尽管与当代军事欺骗相比还显得太低级、太原始，但它毕竟体现了以诡道制敌的思想。
2、普遍运用与个别运用
诚然，军事欺骗在早期战争中的运用还不很普遍。但是，即使有个别运用的例证，也足以把军事欺骗的历史前推几个世纪。即便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也并非每战都有欺骗，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有欺骗。它需因情依势而施，有时是战略欺骗，有时是战役战术欺骗，有时是单兵欺骗；有时是在兵力数量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只在行动性质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则是在作战时间和地点方面欺骗敌人。总之，只要在某个问题上欺骗了敌人，我们就可以说，此次作战运用了军事欺骗。
3、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
任何事物的初级形态与高级形态都有明显的区别。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同一事物。军事欺骗也是这样。城濮之战中的诱敌，与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的诱敌不能相提并论。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排斥于军事欺骗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以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创造条件。就隐形伪装这一欺骗手段而言，从古到今不知有过多少次重大发展，在原始
的草衣草帽、近代的迷彩服和高科技兵器——隐形飞机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联系，但性能和外观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隐形手段的质的规定性。它们都是为欺骗敌人的“眼睛”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事物的高级形态否定其初级形态，对原始形态的军事欺骗采取不承认态度。
4、历史与历史中的“插曲”
我国和西方，都曾盛行过礼仪式的战争和战斗。比如，在古罗马，发动战争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程序。首先，负责调查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争执的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协定的城市，并且每次都举行仪式，高念咒语。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 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时候，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圣父”最后一次前往敌方城市的边界，将一支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以表示战争行动开始。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宣战方式当然毫无突然性可言，然而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的。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受周礼的影响，兵家也曾奉行过“仁义之兵”，提倡“不鼓不成列。”两国交战，要先下战表，通知对方，再行交战。甚至规定，两军对垒，不能进攻 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正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等等。这很象盛行于西方18世纪的骑士决斗。不过，这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做法很快就被“节制之兵”；“诡诈之兵”取代了。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古罗马时代和我国西周以前，就没有军事欺骗存在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与整个人类战争史相比，时间十分短暂，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它代表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诡道制敌，“兵不厌诈”。在我国，“仁义之兵”之所以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各诸候国等级不同，拥有实力不等，势力范围有别，但分封利益共存，军事斗争主要限于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象春秋时期那样主要用于侵吞、征服、兼并。而“仁义之兵”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