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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学当局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敌视态度，但我很喜欢新西兰，并且准备永远呆在那里。早在1945年，我就收到了悉尼大学的邀请。接着澳大利亚有家报纸批评了任命一个外国人，还引起了国会的质询。于是我打电报表示谢意，谢绝了邀请。不久——战争在欧洲处于最后阶段——我收到哈耶克签署的一份电报，建议我去担任伦敦大学讲师，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并感谢我把《贫困》一稿送交《经济学》杂志，他是该杂志的代理编辑。我感到哈耶克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从那时起我就急着要离开新西兰了。
无尽的探索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当我们离开新西兰时，到处仍是战时环境，我们的船奉命绕合恩角航行。这是美丽得难以置信、难以忘怀的景色。1946年初我们到达英国，我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
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中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构。学院小得全体教职员彼此都认识。教职员虽然少，但都是卓越的，学生也是如此。许多学生——班级比我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热情、成熟、鉴赏力极高。他们对教师是一个挑战。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前皇家诲军的正规军官约翰·沃特金斯，现在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继承人。
我从新西兰带回来许多留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是纯逻辑的，部分是方法问题，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而现在我是在一所社会科学学校中，我感到要求我——暂时——优先考虑社会科学方法问题，而不是自然科学方法问题。然而社会科学从来不曾对我有如同理论自然科学那样的吸引力。事实上，对我有吸引力的惟一理论社会科学是经济学。但是像我以前的许多人一样，使我感兴趣的是从它们的方法的观点来比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贫困》中已做的工作的继续。
我在《贫困》中已讨论的一个思想是预见对被预见事件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因为神谕在导致实现其预言的一连串事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提出的，很奇怪他们看不见这有趣的事实，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病人做的梦本身往往带有心理分析学家理论的色彩。弗洛伊德称它们为“强制性梦境”。）我一度认为俄狄浦斯效应的存在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了开来。但在生物学中——甚至在分子生物学中——期望在引起被期望的东西中往往也起作用。无论如何，我对这个效应可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区分的标志这种想法作了反驳，这是我的论文《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的萌芽。
然而这需要时间。在我回到欧洲后的第一篇论文是由于非常好心地邀请我一个专题学术讨论会（1946年7月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研究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联合会议）上的发言而产生的：“为什么逻辑和算术的演算可应用于实在？”。这是一个有趣的聚会，我受到英国哲学家，尤其是赖尔非常友好的接待，而且他们有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我的《开放社会》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超出我的预料以外；甚至一位不喜欢这本书的柏拉图主义者也评论这本书“思想丰富”，说“几乎每一个句子都要让我们想一想”——这当然比轻易的赞同更使我高兴。
然而无庸置疑，我的思想方法。我的兴趣以及我的问题，同许多英国哲学家是完全情不投、意不合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在某些场合，也许是我对科学的兴趣；在其他场合，也许是我对实证主义、对语言哲学的批判态度。这使我同维特根斯坦发生了冲突，对于这场冲突我听到过各种各样荒谬的报告。
在1946－1947学年初，我接到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干事的邀请书，我被邀请宣读一篇关于“哲学困惑”的论文。当然很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提法，在这种提法后面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点：哲学中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有语言上的困惑。因为这个论点是我最讨厌的，我决定谈谈“有哲学问题吗？”。我在论文（1946年10月26日在国王学院R·B·布雷恩怀特的房间里宣读）开头，对干事邀请我宣读一篇“谈谈某个哲学困惑”的论文表示惊讶；我指出不管是谁写的邀请书，他通过暗中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不知不觉地在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引起的争端上站到了一边去。
我毋需说，这不过是我的论题的一个挑战性的、并且有点轻松愉快的开场白。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跳起来大声地并且我认为是愤怒地说：“干事所做的正是我告诉他要做的。他按照我的指示办事。”我毫不理睬，继续说下去；但是至少听众中某些维特根斯坦的敬慕者终于注意到了这一点，结果也把我的评论（一句笑话）当作是对干事的严重抱怨。可怜的干事本人也这样，正如会议记录本表明的那样，他在其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加上一条脚注：“这是俱乐部的邀请方式。”
然而我继续往下说，如果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我就肯定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事实是，许多人，或许是所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对许多或许所有哲学问题采取了靠不住的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为成为一个哲学家提供了惟一的证明。维特根斯坦又跳起来打断我，大谈困惑和不存在哲学问题。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时刻，我打断了他，提出了一份我已准备好的哲学问题清单，例如：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认识事物吗？我们通过归纳获得我们的知识吗？维特根斯坦把这些问题作为逻辑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加以排除。于是我提到是否存在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的问题，他把它作为数学问题排除了。（这个排除已写进会议记录。）于是我提到道德问题以及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旁，神经质地摆弄着火钳，有时用火钳作教鞭强调他的主张，这时他向我挑战说：“举一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我回答说：“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访问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顿时在盛怒之下扔掉火钳，冲出房间，呼地一声把门关上。
我实在十分遗憾。我承认我去剑桥希望激起维特根斯坦来捍卫没有真正哲学问题这个观点，并在这个争论问题上同他辩论。但是我决没有想要使他生气，并且发现他不能忍受一句笑话使我很诧异。只是后来我才认识到他大概的确认为我在开玩笑，正是这一点冒犯了他。但是虽然我想轻松地处理我的问题，可我是认真的——也许比维特根斯坦本人更认真，因为毕竟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
在维特根斯坦离开后，我们进行了十分愉快的讨论，讨论中伯特兰·罗素是主要发言人。而后来布雷思怀特夸奖（也许是可疑的夸奖）我说，我是惟一能够用维特根斯坦打断别人的方式打断他的人。
次日，在去伦敦的火车上，我所在的车厢里有两个大学生面对面坐着，男孩看着一本书，女孩看着一本左翼杂志。突然女孩问道：“卡尔·波普尔是谁？”男孩回答说：“从没有听说过他。”名声就不过如此。（后来我发现，这本杂志有一篇抨击《开放社会》的文章。）
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会议几乎马上成为妄加猜测的传说的题材。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内，我收到了从新西兰寄来的一封信，问我维特根斯坦和我用火钳打了起来是否是真的。离家越近，传说的夸张程度就越小，不那么夸张。
事件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我的习惯，只要我应邀在某个地方发言，就试图发展我的观点的一些推断，我预期我的那些观点对于特定的听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认为作一次讲演的惟一理由是：引起异议。这是讲演能够比印成文字更好的惟一方面。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我讲的话题。此外，同维特根斯坦的争论涉及到一些根本原理。
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然而正如我在别处已写过的那样，“急需的是对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许多哲学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派的观点是：如果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它就不可能是哲学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摆脱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流言蜚语。人们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已老掉牙了；或者说它留下的真正问题没有触及。毕竟可以肯定，这种解决必定是错误的，不是吗？（我准备承认这样一种态度往往比过分的同意更有价值。）
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是英国哲学家们向非实在论认识论调情的倾向：现象主义、实证主义、贝克莱或休谟或马赫的唯心主义（“中立一元论”）、感觉论、实用主义——这些哲学玩意儿在那时仍然比实在论更为流行。在持续六年的残酷战争以后，这种态度是令人惊异的，并且我承认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有点“过时的”（用一个历史决定论的词来说）。因此1946－1947年我应邀去牛津宣读一篇论文时，我宣读的论文题为“对现象主义、实证主义、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反驳”。在讨论中为我抨击的这些观点所作的辩护如此软弱无力，以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然而这次胜利（如果有的话）的果实由日常语言哲学家摘取了，因为语言哲学马上来支持常识。确实，我认为语言哲学之坚持常识和实在论的努力是日常语言哲学最好的方面。但常识尽管往往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它的实在论方面），也不总是正确的。仅当常识有错误时，事情才真正有意义。恰恰是这些场合表明我们亟需启蒙。也正是在这些场合，日常语言的用法并不能帮助我们。换言之，日常语言以及同它一起的日常语言哲学是保守的。但在智力（也许与艺术或政治相对而言）问题上，没有比保守主义更缺乏创造性、更陈腐不堪的了。
我认为吉尔伯特·赖尔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切：“人的理性并非在于他对原则问题毫无异议，而在于从来不是毫无异议；不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公理，而在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无尽的探索27．在英国的早期工作
27．在英国的早期工作
虽然我已经知道遗憾的悲哀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回到英国以来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有过不愉快的时刻。我勤奋工作，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决的困难，但是我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比仅仅苦思冥想（且不说神授的自我沉思）要好得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苦思冥想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平静的生活，但是它是高度自满自足的——柏拉图意义上的自满自足（autark），尽管生活当然不可能是完全自满自足的。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喜欢住在伦敦，而自从我们在1950年迁往白金汉郡的潘恩后，我想我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
这对我学术上的发展绝不是无关的，因为它大大地有助于我的工作。但这里也有某种反馈作用：幸福的许多重要源泉之一是各处看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思议的世界的新面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可思议的作用。
在我们迁居白金汉郡以前，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自然演绎”。我在新西兰就开始这项工作，在新西兰我的逻辑课上有位学生叫彼得·蒙兹（现为维多利亚大学历史教授），他的理解力很强，他卓越地独立地提出一个论据，对我有很大鼓励。（他不记得这件事了。）在我回到英国后，我对集合论家保尔·贝尔奈斯，并且有一次对伯特兰·罗素谈了关于自然演绎的问题。（塔尔斯基没有兴趣，我可以理解，因为他脑子中有更重要的想法；但埃弗特·贝斯对此真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而且又是优美得令人惊异的理论——比我以前知道的逻辑理论优美而对称得多。
引起这些研究的一般兴趣来自塔尔斯基的论文“论逻辑推断的概念”，我听过他1935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大会上宣读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尤其在其中提出的疑问，使我产生两个问题：（1）用真理或可推演性，即真理的传递和谬误的再传递，来表述逻辑有多大可能？（2）把对象语言的逻辑常项表征为其功能可用可推演性（真理传递）完全描述的符号有多大可能？从这些问题和从我许多次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中又产生出许多其他问题。然而在最后，经过多年努力，当我发现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时我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