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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摆脱这个刺激。
但是“何者在先，问题还是理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实上我发现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地富有成效和困难。
实际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由于发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事件。但这意味着有机体——不管是人还是阿米巴——通过演变某种期望或某种其他结构（比方说一个器官），再使自己（也许笨拙地）适应它的环境。然而这种适应是提出理论的前意识形式；由于任何实际问题的产生与这种适应有关，因此实际问题本质上是浸透着理论的。
实际上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有意料不到的有趣的推断：第一批理论——即对问题的第一批试探性解诀——和第一批问题必定是以某种方式一起产生的。
但还有些进一步的结论：
有机体的结构和问题一起产生，或者换言之，有机体的结构同解决问题的结构一样是结合理论的。
往后（尤其在这本《自传》的第37节，参阅下面）我要回到生物学和进化论。这里我只要指出，围绕在已表述的和理论的问题为一方与仅仅“感觉到的”问题以及实际问题为另一方之间的种种区别有一些微妙的争论点。
这些争论点如下：
（1）已表述的理论与已表述的（试探性〕解决之间的关系可认为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关系。
（2）然而“已感觉到的”问题（或实际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生物学关系。这在描述单个有机体的行为或在一个物种或一个门的进化理论中可能是重要的。（大多数问题——也许是所有问题——不止是“生存问题”，它们是由十分特定的境况提出的十分具体的问题。）
（3）问题和解决之间的关系显然在单个有机体，尤其是人类有机体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智力努力的历史中，例如科学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所有的历史应该是问题境况的历史。
（4）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在宇宙的无机进化或宇宙的无机部分（比方说，恒星演化、稳定元素或稳定化合物之“存在”以及不稳定元素和化合物随之而稀少）的历史中似乎不起作用。
一种迥然不同的论点也有些重要意义。
（5）每当我们说一个有机体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比方说P1，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多少有点风险的历史性猜想。虽然它是一个历史性猜想，但它是根据历史的或生物学的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猜想是试图解决一个历史问题，比方说P（P1），这个问题与猜想认为属于所讨论的有机体的问题P1是绝然不同的。因此有可能的是：像开普勒那样的科学家或许认为他已解决了问题P1，而科学史家或许试图解决问题P（P1）：“开普勒解决P1或另一个问题了吗？实际的问题境况是什么？”而P（P1）的解决确实可能是（我认为它是）开普勒解决了一个与他认为他已解决的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
在动物水平上这当然总是猜想性的——事实上它是高度理论的建构——如果一个科学家猜想个别的动物或物种（比方说用青霉素处理的细菌）：它对面临的问题已有一个解决办法（比方说成为耐青霉素的了）。这样一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比喻式的，甚至是拟人的，但也可以不这样说。它不过说出这个猜想：环境境况就是这样，除非物种（或有机体种群）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也许通过改变它的基因群的分配），它就会陷入困境。
人们可能说，这一切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清楚地表述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并且我们常常在这种任务中遭到失败。问题不易鉴别或描述，除非像在考试中那样，确实有人把现成的问题提供给我们；但是甚至在考试时我们可以发现，考试教师没有把他的问题表述清楚，而我们可以表述得更好。因此经常有表述问题的问题——以及这是否是真正应被表述的问题的问题。
因此，问题甚至实际问题总是理论性的。另一方面，理论只能被理解为问题的试探性解决，并且与问题境况有关。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这里讨论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问题”和“理论”这些词之间的关系；我也不讨论用法或概念。我讨论的是问题与理论——尤其是先于问题的那些理论之间的关系，那些从理论中产生或与理论一起产生的问题，以及那些当作一定问题的试探性解决的理论。
无尽的探索30．与薛定谔的争论
30．与薛定谔的争论
那是在1947年或1948年，薛定谔通知我他正准备到伦敦来，我在他的一位朋友的一所平房里会见了他。从那时起我们就通过书信定期接触，在伦敦，后来在都柏林，在阿尔普巴赫、梯罗尔，以及在维也纳直接会面。
1960年我住在维也纳医院里，他也生病住到这所医院，他的妻子安妮玛丽·薛定谔每天来看我。在我回英国以前我在帕斯特盖斯他们的寓所拜访他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他。
我们的关系是有点风波的。知道他的人对这一点决不会感到惊异。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分歧很大。起初我认为由于他敬重玻尔茨曼，他不会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有一天（约在1954或1955年）批评了现在常常称为“中立一元论”的马赫观点时，我们爆发了最剧烈的冲突——即使我们两人都同意：与马赫的意图相反，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
薛定谔从叔本华那里吸取他的唯心主义。但我曾期望他看到这种哲学的弱点，玻尔茨曼对这种哲学说过一些刺耳的话，并且例如丘吉尔，他从未以哲学家自居也曾提出一些卓越的论据反对这种哲学。当薛定谔表示了像“我们的所有知识……完全依靠直接的感知”这样一些感觉论和实证主义的意见时我尤为惊异。
我们另一次剧烈冲突同我的论文《时间之矢》有关，在该文中我断言不可逆的物理过程的存在，不管是否有熵的增加同这些过程联系在一起。典型的例子是正在扩展的球形光波，或把粒子送至无限（牛顿空间）的一个过程（如一次向心聚爆）。反之——相干的球形光波从无限空间收缩回来（或来自无限空间的一次向心聚爆）则不可能发生——不是因为光传播或运动的普遍规律排除了这种事情，而是因为实现这些初始条件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薛定谔写了一些有意义的论文来试图挽救玻尔茨曼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熵增加的方向完全决定了时间的方向（或“界定”这个方向——但是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他认为如果有一种例如我曾提出过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不依靠熵的增加来决定时间之矢，这个理论就会垮台。
对于以上各点我们没有分歧。但是当我要薛定谔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时，他指责我无情地破坏了物理学中最优美的理论——这个理论有深刻的哲学内容，没有一个物理学家敢损害这个理论。他认为一个非物理学家攻击这样一个理论即使不是亵渎的，也是放肆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在《心和物质》一书中插入了（在圆括弧中）一段话：“这对于物理学家的方法论有着重大的后果。他绝不应引入独立地判定时间之矢的任何东西，否则玻尔茨曼的优美的构筑就要垮台。”我仍然认为薛定谔因过分的热心冲昏了头脑：如果物理学家或其他任何人能够独立地判定时间之矢，如果这具有薛定谔（我正确地认为是）赋予它的后果，那么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必须承认玻尔茨曼…薛定谔理论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唯心主义论据的垮台。薛定谔拒绝这样做是错误的——除非他能找到另外的出路。但是他相信其他出路是不存在的。
再一次冲突是关于在他绝妙的《什么是生命？》一书中的一个论点——我认为这个论点并不重要，但他认为十分重要。这本书是天才的著作，尤其是“遗传密码”一小节，题目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最重要的生物学理论。确实，这本书是个奇迹：它是写给受过教育而非科学家的人看的，但包含着新的、成为先驱的科学思想。
然而在回答这本书的主要问题“什么是生命？”时，它也包含着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意见。在第六章中有一节以这些话作为开端：“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说一块物质是活的？”对于这个问题，薛定谔在下一节的标题“它以负熵为生”中提供了答案。该节的第一句说：“正是通过避免迅速地衰退至惰性的‘平衡’状态，使得一个有机体表现出如此不可思议……”在扼要地讨论了熵的统计学理论后，薛定谔问道：“我们如何用统计学理论表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不可思议的本领呢？它靠这种本领延迟了衰退至热力学的平衡（死亡）。我们前面说：‘它以负熵为生’，可以说是它自动吸取负熵流……”且他又补充说：“因此，一个有机体借以使自己在高度有序性水平（＝低熵水平）上维持稳定的方法，实际上是连续不断地从它的环境中吸取有序性。”
大家承认有机体做了这一切。但是我否认，而且我现在仍然否认薛定谔的论点：这正是生命或有机体的特征，因为这对每一部蒸汽发动机也适用。实际上每一部烧油锅炉、每一只自动上发条的表都可以说是“连续不断地从它的环境中吸取有序性”。因此薛定谔对他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是对的：以负熵为生不是“生命的特征”。
我在这里已经写了我同薛定谔的一些分歧，但我欠了他很大一笔债：尽管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些争吵，不止一次看起来我们要最后分道扬镳了，但他总是又回来重新开始我们的讨论——这些讨论比我同其他物理学家的任何讨论都更有意义，确实更激动人心。我们讨论的话题正是我试图做些研究的题目。他在那本不可思议的书中提出生命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给了我再独自提出这个问题的勇气（尽管我企图避免是什么这种形式的问题）。
这本《自传》的其余部分我打算报告思想，而不是事件，尽管我在有关的地方可能要谈点历史。我的目的是概述各种思想以及我在最近几年已经研究和现在仍在研究的问题。将会看到其中有些问题同我极为有幸地与薛定谔讨论过的问题有联系。
无尽的探索31．客观性和批判
31．客观性和批判
近几年我的许多工作是捍卫客观性，向主观主义观点进攻或反攻。
首先，我必须澄清我不是行为主义者，我之捍卫客观性同任何否认心理学中的“内省方法”毫不相干。我并不否认主观经验、精神状态、智能、心的存在，我甚至认为这些东西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我认为，有关这些主观经验或这些心的理论应该同其他理论一样是客观的。而我说的客观的理论指的是可以论证、可以接受理性批判的理论，宁可说是可以接受检验的理论，不单是诉诸我们主观直觉的理论。
关于主观经验的一些简单的可检验的定律，我可以视觉上的幻觉为例子，例如缪勒－赖耶尔幻觉实验。我的朋友埃德加·特兰奈基耶尔·拉斯莫森最近给我看了一个有趣的视觉幻觉实验：如果观察一个摆动的摆——悬挂在弦上的砝码，把暗玻璃放在一只眼睛前面，那么用双目观看，看起来它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打圈，而不是在垂直面上打圈；如果把暗玻璃放在另一只眼睛前面，它似乎是朝相反方向在同一水平面上打圈。
可以用独立的受试者来检验这些经验（顺便说一句，他们知道以及已经看见在一个平面上摆动的摆）。也可以习惯地（并且可以检验地）只用单目视觉的受试看检验这些经验：他们不能报告水平运动。
像这样一种效应可引致各种理论。例如双目视觉被我们的中枢译码系统用来解释空间距离，而这些解释在一些例子中可不依赖我们“较好的知识”而工作。这些解释似乎起着一种微妙的生物学作用。无疑这些解释在正常条件下工作得很好，并且是完全无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译码系统也可以被异常条件引入歧途。
这一切提示我们的感觉器官有许多固有的微妙的译码和解释装置——即适应或理论。它们并不是具有“有效”理论的性质（比方说它们之“有效”是因为这些理论必然把它们自己强加于我们一切经验上），而是具有猜想的性质，因为尤其是在异常条件下，它们会产生错误。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由于没有未得到解释的视觉感觉资料，没有在马赫意义上的感觉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