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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认为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世界3之间的交流；取决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作用；取决于通过我们批判自己的作为而能放大的反馈作用。正是通过努力客观地看我们已做的工作——即批判地看它——以及把它做得更好，通过我们的行动及其客观结果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才能和我们自己。
正如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理论以及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制造者。我们从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理论获得的知识可以比我们曾传授给他们的更多。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从无知的泥淖中拨出来，以及我们大家如何都能够对世界3作出贡献。
我猜想我们仅仅在同世界3的相互作用中成长并且变成我们自己，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那么我们大家都能够对这个世界作出贡效，那怕只有一丁点儿，这个事实就能够给每个人以安慰，尤其是给那感到他在思索时发现了比他应得的幸福更多的人以安慰。
无尽的探索后记
后记
本书出版社要求我写一篇简短的跋，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仍然认为1969年我最初写这本书时所说过的，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
这个问题涉及我的乐观主义，涉及我的信念：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我的这一信念惟有变得更为强烈。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许多错误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种地狱。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教育和新闻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传播着这种宗教。在命运不济与前途渺茫之间存在着竞争。人们对西方社会的谴责越激进，人们被听到的机会（以及也许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就越大。
与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厄运当头的这种宣传携手并进的是，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科学，由于科学的预见力我们能够“知道”历史决定论的“信条”最终将会胜利。胜利的不可避免隐含着西方应该投降，而不是试图——当然徒劳地！——用军事力量抵抗这种胜利不可抗拒的传播。因此，正是西方要单独对原子战争负责。这样，人们将西方视为威胁世界的可怕怪物，愚蠢地试图阻挡历史决定论的地上天堂的到来。
知识分子当然是在进步，但进步不容易实现，而且进步论是危险的，因为它容易导致错误的决定。通过将历史决定论变成进步的纲领，然而，发现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反驳了，知识分子甚至会变得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能够坚持他们的历史决定论信条，如果他们将历史决定论的不成功归罪于“资本主义”（即非历史决定论）的抗拒。（例如，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抗拒迫使苏联花费那么多的资源于军备。）
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和乌托邦激进主义的梦想以及对西方的仇恨已经导致对暴力的支持，并断言西方的自由现在与产业主义相联系。这是一种隐蔽形式的极权主义，因而甚至比公开形式的极权主义更坏。这是我1919年第一次遭遇的西方共产主义者特有的现代形式的政治学说：“事情越糟，（对共产主义的机会）就越好”这样的政策。
我认为我们能够向俄国人学习的惟一事情是：他们告诉他们的人民，他们正生活在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社会里。
任何打算将我们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与其他社会里的生活认真比较一下就会不得不同意：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不仅严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轻人有无限多的机会来选择他们的未来。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对那些愿意以多种方式过得快乐的人，有许多的机会。但是，也许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听取明智的批评，如果提出的建议是为了改进我们的社会，我们肯定会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仅改革开放，并且渴望改革自身。
尽管如此，宣传我们生活在丑恶世界中的神话将会继续下去。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美丽，我们那些继续活着的人是多么幸运！
1986年5月
无尽的探索1992年版后记
1992年版后记
出版社要求我为新版写第二篇后记，因为自从第一篇后记以来已经过了六年。我觉得我也许活得太久了。
的确如此，我所有的近亲都去世了，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也去世了，甚至我的一些最好的学生也去世了。然而，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还活着，我还能从事我的工作，我感到愉快和幸福。我似乎觉得我的工作比以前更重要了。
但我不应该谈论我自己：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最重要的事件。苏联解体并不再存在，而且迄今为止没有重大的灾难发生。除了几乎毁灭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希望的历史事件。
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过去了，对人类最大的核威胁也过去了。因此让我们来欢呼吧。让我们希望：这种威胁不会以新的形式再现：有许多的可能性。让我们裁军，放弃左右的极化，这种极化部分是历史决定论的遗产，而它又是核威胁的后果。
让我们努力生活在和平中，分担我们的责任。
1992年2月写于肯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