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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他是主张学术界的互助与合作,而极端反对妒忌和排挤的。他提倡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论。他认为学术的研究,要有集体的合作;就是校与校之间,也应当有互助与合作,一个学校不必包揽一切。所以他曾经把北京大学的工学院,送给北洋大学。
第七、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极力反对学校内或校际间有派系。他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他认为“泱泱大风”、“休休有容”,为民族发扬学术文化的光辉,才是大学应有的风度。
第八、他幼年服膺明季刘宗周先生的学说,对于宋明理学的修养很深,所以他律己严而待人宽。他有内心的刚强,同时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所以他能实行“身教”,不但许多学生,而且有许多教授,“中心悦而诚服”。
在他主持北大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
第一是国语文学运动,也常被称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解放运动,以现代人的语言文字,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不必披枷戴锁,转弯抹角,还要穿前人制就的小脚鞋子,才能走过狭长的过道。并且就可把这种“国语的文学”来形成“文学的国语”,使全民的思想意识都能自由地交流,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英、德、意各国能形成为现代的国家,它们都经过这种文学革命的过程。这种运动,当年受过许多猛烈的攻击,到现在也还不免,但其成效俱在,不必费辞。就是当今总统和政府重要的文告,都用国语,已足证明。至于多年来节省亿万小学生、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脑力和心血,使他们用在科学和有益的学问知识上,实在是全民族一种最大的收获。到现在新文学中还不曾有,或是有而不曾见到伟大的作品,是件遗憾。同时我们也知道,从马丁路德于一五二一年在华特堡(Wartburg)开始用德国民间的白话翻成新约全书以后,一直等到十八世纪初叶,才有歌德和席勒两大文学家出现,产生出最成熟的现代德国文学。我们正热烈地欢迎和等待中国新文学里的歌德和席勒出现。至于当年北京大学的工作,只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而已。
第二是新文化运动。它只是从新文学运动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当时,不想到现在,还不免有人对他谈虎色变,其实它一点也不可怕。简单扼要地说,它只是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也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分门别类地按照现代生存的需要来重新估定其价值。无论什么民族文化都是为保持它民族的生存,它自身也附丽在这民族的生存上。“处今之世而无变古之俗,殆矣!”若是国粹,自然应当保留;若是国糟,自然应当扬弃。文化是交流的,必须有外来的刺激,才能有新的反应;必须吸收外来的成分,才能孳乳、增长和新生。我国在汉、唐时代,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外来的文化。到今天吸收西洋文化是当然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事。科学方法最忌笼统,所以“全盘中化”、“全盘西化”这种名词,最为不通。我不曾听到当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说过,尤其不曾听到蔡先生和胡适之先生说过。就以五四以前傅斯年先生和我编辑的《新潮》月刊来说。《新潮》的英文译名,印在封面上的是“TheRenaissance”,乃是西洋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名词。当然这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至今还未完成。以前它曾收到许多澄清的效果,也产生了很多学术上有价值的著作。当年大陆上北平图画馆收集这种刊物,质量均颇有可观。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学者在外国科学定期刊物上发表的贡献,为数不少,而且有些是相当重要的,断不容轻视和抹煞。只是新文化建设性的成绩,仍然还不足以适应国家当前的需要,这是大家应当反省和努力的。至于北京大学的任务,也还只适用于上节所引的龚定盦那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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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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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很简单,它是为“山东问题”中国在“巴黎和会”里失败了。国际间没有正义,北京军阀官僚的政府又亲日恐日,辱国丧权,于是广大的热血青年,发生这爱国运动。这运动最初的起源是在北京大学,但一转瞬就普及到全北京大中学生,弥漫到全国。不久全国工商界也就很快地加入,这是中国第一次广大的青年运动,也是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所以这运动不是北京大学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数身预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学风的结果。蔡先生一面在校提倡大学生的气节,一面于第一次大战停后在中央公园接连三天的讲演大会,以国际间的公理正义来号召。嗣后不过数月,“巴黎和会”竟有违背公理正义的决定(因为英国与日本在战争后期成立密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以交换他种权利。美国当时不是不知道,乃是有意缄默和优容,等到在和会中威尔逊总统竟公开的让步,牺牲其《十四条》中有关山东一条的主张。此事与“雅尔达会议”中同盟国和俄帝订定违害我东北主权密约的经过,有若干相似之处)。当时北京军阀官僚误国卖国的逆迹,又复昭彰,于是五四运动遂在这适当时机而爆发。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宋朝太学生抗议朝政的举动,也给大家不少的暗示。五四那天发表的宣言,也是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原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宣言明白标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八个字的口号。这是最显著的爱国目标。诚然五四运动以后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五四当年的精神是爱国的。五四是青年在北方军阀的根据地站起来对抗反动势力的第一次。受到五四的激发以后,青年们纷纷南下,到广东去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风起云涌。蔡先生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但是,北京大学始终认为学术文化的贡献是大学应当着重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剧变,更觉得灌溉新知,融会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书的,大都以此为传教等项工作的副业,所以很是平庸,而无第一流的学者肯来讲学。就在五四这时候,北京大学请大哲学家杜威(JohnDewey)来讲学一年有余,实开西洋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的风气。以后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杜里舒(HansDriesch)、泰戈尔(R·Tagore)均源源而来。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长期留在中国,尤其能领导中国地质学界不断作有价值的科学贡献。
当然一个大学的学风,是各种因素构成的。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而更甚。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先生(当时的学生)相互讨论之益。以后集体合作从事学术研究的风气,一部分也是从这样演变而来的。除了国语文学运动是胡先生开始提倡,和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特殊贡献,为大家所知道的而外;他对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并且开始实地的用近代科学方法来治国学,其结果的重大,远超过大家所说的考据学的范围。
从一九二九年蒋梦麟先生继长北大以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那时候文史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沉着地加强,大学实在安定进步之中。到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亲日派(以后许多在“七七”事变前后公开成为汉奸的)狼狈为奸,横行无忌。北平空气,混沌异常,反日的人们常感觉到生命的威胁。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面斥亲日分子,并联合其他大专学校的教授,公开宣称要形成文化战线坚守北平的文化阵地,决不撤退。在日本决定大规模作战以前,北平的教育界俨然是华北局势的安定力量。这仍然是表现着爱国运动的传统精神。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胡适之先生被任为校长,而先以傅斯年先生代理。傅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学术造诣而外,还有两件特长。第一是他懂得集体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而且有组织能力来实现这种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坚实的学术成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是他懂得现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办。他把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大学式的观念,扩大而为二十世纪中叶欧美大学式的观念。他又大气磅礴,能笼罩一切。于是把北京大学,扩大到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计三十二系,为北方最大规模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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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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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询之颉刚。
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迳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日,某君忘其名,来电话,询余近三百年学术史最近讲到陈乾初《大学·问》一篇,北平最富藏书,但此间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处。并举冯芝生为例。君于何处得读此文。余答,余之讲义,付北大讲义室,待下周去上课时,始领取分发,君何先知。彼在电话中大笑,谓君此讲义人人可向北大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见当时北平学术界风气之—斑,盖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又一日,告诸生,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如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余确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几代前,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仍有钱姓。近乃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来问,君何大胆若尔。余问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钱玄同之子亦来听课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设宴席,席上多大学史学教授。一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学系教授孟森心史,两人皆年老。主人推两人居首座,曰孔孟应居上,可勿让。又指余与钱玄同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二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