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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不过在别的出路里他们也不能持久，迟早又会去而之他。有一位负责人甚至于提议，可否让学生在工科学程卒业之后，再留校一年，专攻些心理学、社会学一类的课程。姑不论目前一样注意专门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能不能满足这位负责人的希望，至少他这种见解与提议是一些经验之谈，而值得我们予以郑重地考虑的。
值得郑重考虑的固然还不止这一点，不过怎样才可以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核心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则其他边缘的问题虽得到一时的解决，于工业建设前途，依然不会有多大的补益。这问题需要国内从事教育与工业的人从长商讨。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只能提出一个简单的轮廓罢了。
至于工科大学的教育，虽如是其关系重要，在绝对的人数上，则无须比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才为多，是不待赘言的。工业人才，和其他人才一样，好比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因此，我以为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地添设，无限制地扩展，重要的还是在质的方面加以充实。而所谓质：一方面指学生的原料必须良好，其才力仅仅足以发展为专门技工的青年当然不在其内；一方面指课程的修正与学风的改变，务使所拔选的为有眼光有见识与富有想象能力的青年。所以进行之际，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目前我们的工业组织人才当然是不够，前途添设与扩充工科大学或大学工学院的必要自属显然。不过无论添设与扩充，我们总须以造就工业通才的原则与方法为指归。出洋深造，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当然也是一条途径，不过我以为出洋的主要目的，不宜为造就上文所说的三种人才中的第二种，即狭义的技术人才，而宜乎是第一种与第三种，即工业理论人才与工业组织人才。第一种属于纯粹的理科，目前也姑且不提；就工业而言工业，还是组织人才比较更能够利用外国经验的长处。不过我们还应有进一步的限制。一个青年想出国专习工商管理，宜若可以放行了，不然，我们先要看他在工业界，是否已有相当的经验，甚至于在某一种专业方面，是否已有相当的成就，然后再定他的行止。要知专习一门工业管理，而有很好的成绩，并不保证他成为一个组织人才。
最后，我们要做到上文所讨论的种种，我必须再提出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学以致用，不错，不过同样一个用字，我们可以有好几个看法，而这几个看法应当并存，更应该均衡地顾到。任何学问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没有理论，则技术之为用不深；没有组织，则技术之为用不广。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属于理论；吏治属于技术；而政术或治道则属于组织：三者都不能或缺。工的学术又何尝不如此。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于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这便是本篇所由写出的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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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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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我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我的一个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实际上是保守退缩。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十一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二百多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上面说过，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ExcellencyPan”之类，我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至于外缘：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十一个额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儿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我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经说到。其他，亲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学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个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来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来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一九二五年才开始的。一九二九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
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八九，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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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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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时，四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象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四十五分钟之内，他插上了四十六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