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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比赛活动是频繁的。春秋两季的校内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校外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校际的球赛，在日历上是排得相当紧凑的。由于当时大中学校的一般风气，也由于清华的条件较好，提倡得更着力，清华在这方面也曾头角峥嵘过一段时期；不但在华北，并且在全国，俨然以盟主的姿态出现，比起南方的南洋、约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我记得这日子，因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的第一个周年），南洋大学的足球队，于击败南方各大学的校队之后，远征来到清华，一场会战，即铩羽而归。还记得当天中午食堂上空气紧张与推测纷纷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观的愿望，都认为清华必胜，至少主客与劳逸的形势对清华有利；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个新从南洋转来的插班生却不以为然，大概由于旧有的感情联系罢，认为清华必败。我们在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南洋输了，这同学也输了，好几天在桌上没有开腔。
为此，当年的清华也曾吸收过一批擅长运动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试与平时功课比较严格，专靠运动在学校里混混的“武学生”，或职业运动员学生，或向别的学校挖取已显过身手的此种学生——这一类的例子或现象似乎不存在。不过这种学生构成校园内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还是有的。凡属在体育运动上已表显有成绩而足够某种标准的学生就有资格在特设的小食堂吃饭，这种食堂称为“训练桌”，这又是我在这里临时使用的译名了，当时都用英语呼为TrainingTable，在没有希望参加而又不免艳羡的其他同学则称之为“雅座”。当时清华学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半荤半素，用旧时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本是够特殊的了；但“雅座”则有牛奶，有更多的鸡蛋和肉类，据说非此就“训练”不出来，不能为学校在疆场上争光夺彩。这在许多同学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学”，但一般认为这里面确有问题：一则一般伙食的营养已经够好，没有这种必要，不必要而为之，是浪费，是制造特权；再则提倡体育固然必要，但提倡体育与豢养打手毕竟是两回事。大家当时也看到，美国大学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国来了，美国大学各有其大学运动队（VargityTeam），受到学校的特权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时一样地穿，在特制的毛线衫的胸前还缝上大学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至于这种衣服一定要用规定的所谓“校色”，是不消说的了。清华当时还没有效颦到这样一个程度，但特制的服装已经有，是白地紫字，因为“校色”是“紫与白”。这种服装，比赛时固然要穿，平时也一样地有人穿，甚至有把旧的多余的送给非运动员的同学作为内衣穿的。在本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国大学的体育活动便已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步，连美国自己的电影都不得不加以讽刺。例如有一部片子描绘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的种种怪状，第一个镜头就揭示“一座庞大的体育场旁边附带着一个小小的学院”。这种歪风不可能不很快地吹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当时的清华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尤其是教会学堂，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地已受到这股歪风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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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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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得拉回来说。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①，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下面可以一叙完全不属于课程范围的各种活动了。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七十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从一九一九年起，由于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下面还有机会叙到。
学术与文艺的活动也很频繁。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他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1ee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学，酒后开讲，在黑板上写个“黄”字，下面光脱脱的，掉了两点，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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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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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似乎分中、英文两种，算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清华周刊》，则以议论与报导为主，起过论坛的作用，例如在白话文的问题上，同学们作过较长时期的热烈的争论。各级和不少学生社团，有时候也分别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经费，由学校负担，其他则同学拼凑些印刷费，也要求学校津贴一部分。最浪费而无聊的，是每一级于毕业离校前所编印的一种留念性刊物，通称为Tsinghuapur，附加上毕业的公历年别。例如，我是一九二二年毕业的，前三分之二当然是清华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个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级的大事记，一切属于本级的重要事件的特写，当然都是荣誉的事件了。例如得过什么冠军亚军、受过甚么奖旗奖章之类；也包括个人的传记，刻画着每一个人的才具、兴趣、志愿、癖习，加上编者的“月旦”，照片与插画多得出奇，有现拍的，也有历年保留下来，专供这一朝之用的；印刷用铜版纸，十二开，硬封面，烫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从搜集到出版，历时大半年以上。后来到了美国，轮到又在那里毕业一次，才明白原来这又是美国的玩意儿。在那儿，大学毕业班的留念册更要伟大，是八开本，重十多斤。不过在清华，我所属的一级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我个人又被摈不在其列，幸免了这一分灾梨祸枣的罪过，这却是有原因的，我在下面另有地方说到。
上面说组织演讲和编写刊物的负责者也有一些是学生自动结合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也是不少的，多的有四五十个成员，少的七八个人，大都是班级相近、年龄相仿而所谓志同道合的分子；它们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条，这一条一定会写上“磨砺道德，交换知识、联络感情”十二个大字，一般搞得很认真，吸收新成员很严格，在团体以内做些所谓“律己律人”的工夫。专业性的很少，因为学校当时还不分科系，至多只有理实两途的些微分化而已。其中少数也搞些团体以外的活动，管些校园生活中的“闲事”，推动些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但这种事例是不多的，也是要从一九一九年起才有一些。
演说、辩论的练习会与比赛会也经常有，有学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级性的，也有专搞这种活动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进行时分汉语英语两类。为了提倡英语的演说辩论，学校的英语课中还特设了一门，和这方面的课外活动相配合。教这门课的教员当时也成为同学笑谈的对象，因为他在班上现身说法，指手划脚，往往十分机械，有如看木偶戏或皮影剧，使人起鸡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说，讲“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转折点……时”，一到“转折”两字，右手臂就配合着举起来，着重那么“转折”一下！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本来不关宏旨，主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国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谓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备这一套本领。我们，作为留美的一部分预备工夫，依样葫芦，又安得放过不画呢？因此，演说比赛场合上也就充满着这一类的表现，能选择恰当的题目，乃至借用一些课题，从而用警辟的语句，说出些较大的道理来的，是极难得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