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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赛的亚军①。至于辩论，目的性就更差了，总是为辩论而辩论，或找些模棱两可的与实际全不相干的题目，或虽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显的题目，反复辩驳一番。只须三寸不烂，掉得灵活，不怕理屈，但要词强，评判员就可以宣告你方胜利。我一直没有过机会去旁听西方议会里的所谓辩论，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实质必然是一样的。当时，演说与辩论还曾发展成为一门校际比赛的活动。
对中等科的学生，音乐起初采用过上课的方式，由一个美国女教师主持，专教唱洋歌，从“三只瞎老鼠”、“苏格兰大火”一类的儿歌，基督教的“颂圣诗歌”，到见于《一○一个名歌选集》中的许多歌曲，由浅入深，教了不少。同时又挑选部分同学，组织了初级和高级的两个唱歌队，当时一般用英文呼为GleeClub。尽管那位女教师很严格，其中南郭先生还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个。但一般说来，从中等科读起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哼上几声洋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学来的，后来机会就少了。其中部分对音乐特别爱好并且爱玩乐器的同学，在学校的倡导、组织与财力支持下，发展为管弦乐队，并且逐年有所扩大；学校当局当然也乐于为此，因为像体育一样，乐队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但个别的同学也曾因此而踏上音乐的专业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黄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学之余，还时或出场一显歌喉的应尚能先生。也有个别的同学仅以音乐为表现自己的一种业余手段，一到美国，就不惜花上可观的一注美金，专门吊他的洋嗓子。
演剧与观剧的机会也不算少。有完全属于娱乐性的，时间总是在除夕，各班级都凑些节目，以独幕的小喜剧或滑稽剧为多；剧本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凑的。有属于英语实习性的，则一般用现成的古典剧本，间或用过教师自编的剧本，都有教师提导，在有一段时间里少数同学还成立过一个“戏剧俱乐部”。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听说几年前当过台湾伪政权的外交次长，后来病死了——在我面前把西洋话剧的所谓三段法吹嘘得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最热闹的一次是一九二一年，为了救济河北旱灾，募集些款项，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所谓义务戏，剧名“鸳鸯雠”，是由同学自己集体编写的；学校在“义举”两字的压力下，还掏了不少的一笔钱，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编写人于漫长的冬夜里吃火锅的上面。记得演出的那晚上，梅兰芳先生是包厢中的一员观众，后来事隔多年，我还听到当时参加编写的一个同学说，他从没有看过梅老板演的戏，而梅老板却看过他编的戏。当年同学们搞的几乎全都是话剧，京剧是不屑于搞的。进城看京戏的师生尽管大有人在，但作有系统的学习而登台演唱，总像有失读书人的身份，是搞不得的。只有家住北京的职工们在这方面还有些修养，间或登场清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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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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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唯一没有地位的文娱活动。交际舞只行于“美国地”和部分留洋归来的中国教师中间；逢年过节，或某些周末，间或举行一次。当晚一定有同学在场外偷着瞧，第二天一定成为同学们笑谈的资料，大家把它称为“合作大会”，说某两人合作得好，某两人合作得差。这种反应是容易理解的。表面上只是好奇，是少见多怪，实际上是当时还属十分普遍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当时清华根本不收女学生，几个美籍女教师、中国教师的部分眷属，成为校园内最稀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师每月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请几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测，替她算日子，渴盼着这日子的来临，除了可以少上一两堂课之外，这其间还包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悬而不决的引逗心情，是显然的。某教师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专生女孩，教师夫人成了“瓦窑”，也是课余饭后的一个谈柄。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既谈到当时对交际舞的态度，也就走笔提一提这一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点滴。
电影在师生娱乐活动中也没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电影还一般的不发达，城里虽已有电影院，由于交通关系，进城观看的例子很少听见。学校与学生团体在这方面从未作过任何安排。但当我在校的最后两三年内，即一九二○年起，突然有了些“发展”。①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和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四十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Hooded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些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地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换片子后的最初几场里，观众毕竟少了许多，学生商人的利润显著有了下降。记得我第一次恢复观看而买票入场的时候，收票的那个同学狠狠地挤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国而在上海工作，这个收票的老板同学从美国回来，在赶回河南老家之前，却选择了我的家作为寄放行李的场所，件数很少，书籍衣服而外，似乎没有其他东西。我当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观感里，我毕竟还是够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谓社会服务的活动：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课外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当时的学生，除了为观瞻关系，用学校所配买的床单，早起把自己的床铺盖上而外，是完全不劳动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都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回忆在校八九年，部分同学有机缘和穷苦的劳动群众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这一个方面，而劳动群众，在当时的觉悟程度之下，也还欢迎这种零星的努力。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此外，部分师生也曾参加过一些“救灾”的工作，多数捐些钱，少数到了灾区前线。一九二一年我随同两个美国教师，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所说搞“圆明园研究”的人，两次到过河北省的唐县，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学捐款办了个粥厂，计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企图是可耻的。一方面，我们每天要和受旱灾的农民们，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论斤较两，大费唇舌，而第一天到县里，县老太爷欢迎我们，却来了一桌海参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着，而作为我的领导的美国教员，除了难得向我发些“指示”而外，我简直不知道他们忙些甚么。当时只知道他们有老师的身份，只联系上层，管些大事，小事服劳，当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们一定是借了救济之名，搞着些别的勾当。当地有的是美国教会和为它奔走的中国教徒，美国教师就专和他们来往，至于“救灾”之外，又搞些什么别的勾当，那只能恨我自己当时还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因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政治嗅觉，就说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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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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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来自各省，几乎都有他们的同乡会，但省与省之间的畛域之见不深，似乎一直没有发生过问题。广东同乡会的活动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们开会的消息，平时广东同学也喜欢聚在一起，说广东话，别省的同学是对他们有闲话的。有的说，地方主义的气味太浓厚了；有的说，这还是因为方言的关系；有人反问，同样有语言上的困难，何以福建同学的表现便不大一样？更有人问，同学中十之七八是讲吴语的江苏同学，何以他们根本没有搞过同乡会？当年清华没有江苏同乡会倒是个事实。但这也不能用来说明江苏同学就没有地方主义。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证明江南的封建势力很严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苏人便没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是很难设想的。当时清华师生中，既以江苏籍的为最多，人多势大，到处要占些上风，也许根本用不着同乡会的一类的组织，来加以保证。在别省同学的心目中，江苏同学可能更不受欢迎。只是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未能理会罢了。
部分同学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青年会为中心。清华师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国地”的教师，其中一部分还是北美青年会代为招聘来的，当然全部是，不消说了；许多通英语的中国教师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学校，至少对基督教有过多年的接触；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有些还是牧师的儿子，吃饭睡觉之前，例须祷告一次。全国青年会的组织看到了这是块好园地，很早就在这里成立了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学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现在主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吴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时常来校指导工作。当时的经常活动是通过所谓“主日礼拜”、“查经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举行的“夏令会”等活动，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巩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两种活动的主领人员，亦即宣扬教义最有力的人员，当然以来自“美国地”的教师为最多，也有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的中国教员，如林语堂之流。参加“查经班”的同学还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评，说是借此多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但也确有为了练习英语，参加进去的；至于领班的人往往以英语为“饵”，来钓取学生，是不消多说的了。夏令会则由北京青年会主办，报名参加的不限于清华学生。
每年，或隔一两年，看情况，青年会又必举办一次所谓“决志大会”或“奋兴大会”，请北美青年会派来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讲，连讲两三天；大会终结前，必敦劝听众填写所谓“决志书”，表示皈依的志愿。这些开讲人物的讲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是“辩才无碍”，声容并茂，富有上面所说的“演说家”的煽动力；第二是从整个的“中国问题”讲起，把确乎是漆黑一团与危险万状的中国局势说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险，然后逐步转进到绝无仅有的一线曙光与一颗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们从山穷水尽一直说到柳暗花明，却真有一套本领。一次大会之后，总有不少的同学在“决志书”上签了名，接着受“洗礼”、“吃圣餐”，成为基督徒，少数还在附近海淀的教堂里当上了“执事”。但据我观察，这种靠一时的“兴奋”而“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