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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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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2)



  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他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a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a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alark讲,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3)



  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场散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梁实秋:忆清华(1)



  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White)主演的《黑衣盗》(Hooded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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