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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的工科是有基础的，如前所述。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大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而水利系则是较后成立的。水利系的基础课程和土木系相同，在没成立前，土木系也教授一些水利专业课程。水利系的设立，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也和我国的历史有关。我国历代对于江河的治理，运道的开凿，农田的灌溉和排涝等事业，都十分重视，并有大量的实践。到了近代，对于华北水系、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灾害的治理，更提出迫切的要求，并成立了相应的治理机构。尤其在北洋大学所在地的天津，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对于海港和海河的治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我国也建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最初还有外国工程师，从事华北各水系的调查研究，规划治理。这就要求大批的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人员。那么，北洋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有了出路，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这是在旧社会难有的机会。一般说，那时“毕业即失业”，而这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有的又回学校任教或兼课，对于学生的培养，又起着积极的作用。北洋大学在旧社会，相对地说，培养了一批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些水利人员也就更能施展才能，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最早培养水利专业人员的，并不是北洋大学，而是张謇在南京倡办的河海工程学校，我国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所学校教书，培养许多人才。以后停办了。不过北洋的土木工程系则更早些，后期出的水利人才也更多一些而已。当然，从目前的需要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的各方人才，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柴寿安记录整理，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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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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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六年，其中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二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我读的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仅就几方面片断的回忆简记如后。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八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八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我们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八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百分之二十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四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两三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一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已故，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已故，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已故，地质采矿专家，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水电部副部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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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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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治校，同学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四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动乱的那个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纵然如是，北洋大学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年代中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校友们定能发扬“实事求是”校训的传统精神，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贡献，愿与校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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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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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因而素有“老北洋”之称。所谓老，不一定是美誉，老干部、老科学家是尊称，老官僚、老学究就是贬词了。但北洋属于前者，历史虽老，教学不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绝大部分都能顺应潮流，时有建树。特别在政治上，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
这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夏，我在北京，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约我去校授课，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O。Rouke）合同期满回国，经李书田先生推荐，要我去接他的手。我于一九二○年自美回国后，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刘校长来约，正中下怀。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度过缺人难关，每星期去天津一次。到了一九二七年夏，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职。那年去天津时，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一九一六年，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并无美国研究生。我每星期去津时，与罗先生晤谈，颇得教益，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
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我将每星期课程，安排在四天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三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在这以前，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深入钻研，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这个方法获得成功，我就带到北洋，同样受到欢迎，因而听我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津陷入战区，北洋大学停课，我回到南京老家。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我婉却之。十二月初，北平大学区成立，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校长李石曾来电，约我为院长，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我不得已北上。到北平后，学生代表一再敦劝，云我不去则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