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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沈尹默：我和北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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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论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猝，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拥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评论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论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为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则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论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决，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诣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出来，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答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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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我和北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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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接着讲：“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先生又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一九二一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四十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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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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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一九一三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一九一四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三十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一八六八年生，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二十四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