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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
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我长着一头卷发，嗓音刚刚变粗，嘴边还没长毛。“嘴巴无毛，办事不牢。”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那时不像现在，有许多解闷的玩意，什么电视机，什么网络统统地还没有，茶馆也取消了，街道萧瑟，没有咖啡厅、舞厅，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我们除了上学，开批斗会，就是搞大合唱，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你根本想不到，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
那是个星期天，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警觉地看着我们。我爸拉过一张席子，把狗拦住。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一个正步走，一个倒退着，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于百家兴奋地喊：“快来看呀，五分钱一张门票。”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他们来到席子边，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露出白的、黄的、黑的牙齿，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脚步混乱，公的沿着席子转圈，母的倒退不及在地面拖出爪印，连续拖了几圈，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
你可能不知道，在那个特别时期，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不瞒你说，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陈大妈笑出了泪花……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板起脸：“爸，妈，你们被利用了，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
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怎么收也收不住，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人长得像个皮球，圆圆的鼓鼓的，特别是那个胸口，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我爸厚起脸皮：“山河，大家都快憋死了，就当你搭个舞台，请街坊看戏吧。”
“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
“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我免费出演员，晚上还得给它们加伙食，最吃亏的我，不是你的席子。”
赵山河伸长脖子，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噗哧”一声笑了。她终于放下架子，和大家笑成一片，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脸像刷了黑漆，一手叉腰，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你们太不像话了，这是低级趣味，是要挨批斗的！”
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著名未婚青年，他连“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不能不说是沾了“工人阶级”的光。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哗地倒在地上，两只狗一览无余。赵万年摊开手掌，大声地：“拿棍子来。”我跑进仓库，拿出一根木棍。赵万年抓过去，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劈。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瘸腿跑向马路，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一二一”。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车的挡板立即凹陷，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
我的眼睛像进了沙子，泪水忍不住流出来。我爸用席子把两只死狗包住，摔到仓库门前。赵万年伙同于百家用棍子抬起两只狗，架到门前的树桠上，木棍正好挑在狗的连接处。两只狗屁股指天头朝地，对称垂挂，就像一只狗在照镜子。刚才散开的人又慢慢聚拢。赵万年指着狗：“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公开展示色情比传播黄色书刊还严重。你们都在现场，希望能够检举揭发。”
我爸转身走开，人群中出现一个缺口，正好被下班回来的我妈填上。她一填上，赵万年的眼皮就跳了一下。我妈叫吴生，是大家闺秀，懂书法会弹琴能绣花，名声在外，当然不是书法也不是绣花的名声，而是漂亮的名声。解放后，她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努力用勤劳的双手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赵万年盯住我妈：“凡是今天看过这狗交配的，要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要么写一份揭批材料，三天后交到我手里。”
人一个两个地离去，赵大爷吐了一泡口水，也转身走了。最后赵万年的面前只剩下四个第五中学的学生，就是我、于百家、小池和荣光明。赵万年看着纷纷离去的背影：“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还是师和生。有的人现在不写，今后就没机会了。同学们，他们不写你们写！你们给我写出水平来，水平到可以拿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朗读。”
我得先说几句仓库。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他是资本家，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1949年，城市被新政权接管，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准备迁往乡下老家。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一家人住那么宽，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还是臭资本家。仓库住进了三家人，除我们家，还有于发热、赵大爷两家。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是管家。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我那时还没出生，这些事都是从大人们的嘴里偷来的。等我出生时，爷爷早就见阎王去了，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这样的背景，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就像我脑袋上卷曲的头发，怎么也擦不掉、拉不直。当时“资本家的余孽”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甚至会变成“宰相刘罗锅”，头抬不起来，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哎呀！我说跑题了，还是先说仓库吧。
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厕所起在仓库后面，有五个坑，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上面没封顶，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在屋檐下交叉、传染。
那天晚上，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南瓜。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我大声地：“我不吃狗肉！”我爸晃了晃菜刀：“你怕狗肉卡你喉咙吗？”我抹了一把眼角：“都怪你，要不是你用席子拦，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
“它们自己不想活了，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
“就怪你。你要是不拦它们，赵校长就不会看见，赵校长不看见，它们就不会挨棍子，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它们不跑，就不会撞到车上……”
“你真会耍赖。那我问你，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
我顿时傻了。棍子不是我递的吗？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我要不给他递棍子，而是把狗赶跑，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
“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爸说着，跨出门去。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我看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最好先把婚离了。”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吓得曾芳哭了起来。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重新端起南瓜。吃的过程中，他成了哑巴，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笼头，哗哗流淌：“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兰兰……”
“你要是不洗，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免得把我弄脏。”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忽然从屋顶劈下，打断了我妈的讲述。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赵山河不服：“只听说过饭前洗手，没听说过要洗眼睛。”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赵山河扭来扭去，碰翻水盆，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
赵山河一甩辫子：“你是不是手痒了，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
“你还有脸！那狗也是你看得的？”赵万年抖着裤脚。
“爸看了，妈看了，方阿姨也看了，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凭什么我不能看？不就对对屁股吗？”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一边说还一边噘嘴。
“你什么态度？他们看，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而你，你是什么？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你还是个姑娘！”
“姑娘就不是人啦？”
“你看看，中毒了不是？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
“我喜欢腐蚀，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你管得着吗？”说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把门“嘭”地撞上。
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以来，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所以他着急了，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镜框落在地面，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他找赵大爷商量，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我的大校长，除了开批斗会，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不要让我看见，眼不见心不烦。”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余孽”，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不提任何建议，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
这个深夜，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我爸他翻来覆去，用背睡了一会，用手臂睡了一会，用肚皮睡了一会，就打坐起来，弄得我这个“瞌睡虫”的耳朵一直竖着。不久，他的屁股像生了痔疮，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半边屁股挪到床外，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床板轻轻上浮，把我提高了几毫米。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说真的，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复杂”！
我爸用借钱的口气：“吴生同志，求你，就一次，行不？”
“不行。你说，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
“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给我弄一次吧？我保证就一次。”
“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我用了十年，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点革命友谊，就请你离我远点，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
我爸叹了一口气，走出家门，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晨光落在树冠上，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打了一个响响的喷嚏，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至少可以掐死蚂蚁，至少可以生产喇叭。我忘记说了，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天色又亮了一点，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慢慢地分开，变成了树枝和树叶，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
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早早地起床，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扒外，要胳膊肘往外拐？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车轮跳一下，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麻袋一下一下地跳，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我爸站起来，回屋洗了一把脸：“既然狗都拿走了，请假还有什么意义？”
这天，我妈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回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