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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秋天，这条路线她已经来来回回走了不下一百遍（画家的画室就在离咖啡馆不远、与这条小路垂直的一条小巷里）。小路走到尽头拐个弯，繁华的闹市区扑面而来。她瞬间就被汹涌的人潮吞没了。成千上万的面孔像无数浮在海面上的花瓣那样起伏流动。各种噪音——车声、人声、巨大电子屏幕上的广告声——汇集成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永恒的嗡嗡声。她随波逐流行走不止。走过高楼投下的阴影。走过钢琴琴键似的斑马线。走过万花筒似的各色店铺。她消失在一幢大厦的入口。她走进位于十七层的办公室。两点半，从天花板流泻出相当于上班铃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她轻轻叹口气，手指灵巧地拿发带把长发束到脑后，然后小心翼翼地——仿佛在举行一个小而神圣的仪式——用橙色碳笔在台历的十一月六日上画了个叉。
她是在一次摄影展的开幕酒会上遇见那个老画家的。她有个远房表哥是搞行为艺术的，当他偶尔——极为偶尔——缺少女伴的时候，会叫上她参加一些艺术活动。那次是一位德国女摄影家的主题摄影展，名为《石头与花朵》。展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黑白的鹅卵石照片，另一部分是彩色的花卉照片，都是以极近距离拍摄的无比清晰的大幅特写。鹅卵石也好花也好，全都无可避免地令人想到女性的身体器官（圆润的鹅卵石让人想到乳房和臀部，张开的花蕊让人想到女性生殖器）。简直不可思议，她想，完全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却散发出如此强烈的富有人类感的性意味！然而，奇怪的是，这些照片却又没有丝毫色情的感觉，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 （她不知道男人会怎么想）。相反，当她细细地一幅一幅看完所有作品的时候，她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哀伤。回过神，她发现表哥已经不见了——大概是有了新的猎艳目标。于是她在来宾中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认识），拿了杯葡萄酒，走到无人的吧台角落，一边翻看摆在那里的摄影集一边小口啜饮葡萄酒。
他就是那时走过来跟她搭话的。他看上去很老，老得看不出具体年龄。从眼神看只有五十岁，从头发看有七十岁，从皱纹看则有一百岁。他穿着阿玛尼牛仔裤和一件显然很贵的黑色衬衫，身材瘦小，仿佛一枚包装精美的果核。他跟她搭话的方式是近年来她遇到的男人中最具绅士风度的，她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像沙皇时期的贵族小姐那样伸出手好让他行吻手礼。 他们这个那个地聊了一会儿。天气。酒。上海。他说他是个画家。
“我刚回来。”他轻微地动了一下手臂。
我刚回来？她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奇怪。他刚从哪儿回来呢？她本想问一下，但还是没问。她从小就不善于发问。她只是露出表示很愿意同他说话的微笑。
“事实上，”他说，“我正在寻找人体模特。我觉得你很合适。”
“模特？”她吃了一惊。人体模特？
他点点头。
“我适合……做模特？”
他耸耸肩。“对我来说很适合。”他停顿片刻，看着她的眼睛，“愿意试试吗？”
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从未想过要做人体模特，就像她从未想过要登上月球。
“这个……我要考虑一下。”她朝他笑笑。
“当然，当然。”他再次点点头。他用手指挠挠自己的右边眉毛。她注意到他的眉毛很浓，像灰白色的松针一根根竖立着。
“考虑一下。”他接着说，“认真考虑一下。我年轻时也做过人体模特，怎么说呢，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做过就知道了。”他拿过吧台上的签字笔，在画廊名片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她接过名片，瞄了一眼地址，发现离自己上班的地方不远。
“顺便问一声，你对这次展览感觉如何？”
她想了一会儿。“很忧伤。”
“忧伤。”他重复一声。他的头微微向左倾，仿佛在侧耳倾听什么声音，“唔。很希望再见到你。”说完他略一欠身，转身离开。
老人走后她觉得世界似乎有点小小的失衡。她喝了几口葡萄酒，调整了一下呼吸。做人体模特？她在画廊里又转了一圈。那个老人已经不见了——就像从未存在过。为了确认自己刚刚看见和听见的并不是幻觉，她不禁好几次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
酒会结束的当晚，她回到家，冲完淋浴，站在浴室镜子前盯着自己的身体看了好半天。普普通通的身体。普通得近乎平庸。普通得令人心碎。乳房偏小。大腿偏粗。就身高而言手臂偏长。当然，不算难看，但跟大多数人一样，她觉得自己还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这样的身体有什么资格做人体模特呢？她难以理解。在她印象里，做人体模特应该更有特色一点才对。那个老画家究竟看中了她什么地方呢？对我来说很适合——她想起他的那句话。他说话的方式有点怪怪的，她觉得。但她又本能地喜欢他。不像别的男人，她感觉不到他有丝毫的侵略性——或许是因为他太老了。不过，即便如此，一想到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她还是觉得无法接受。她用浴巾裹住身体 （不知为什么，镜中的身体看久了就像变成了别人的身体）。不，她在心里说，那不可能，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做什么人体模特。
自从她成年以来——她今年二十八岁——只有两个男人看过她的身体。一个是她大学时的初恋男友。他们是同班同学。他们没有做过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不会做爱。相互抚摸就已经让他们很满足了。大四时他随家人移民去了澳洲。她的第二个男朋友是她以前单位的同事。大学毕业后父母托人把她弄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单位做文秘，虽然她对这工作毫无兴趣，但一来父母很热心，二来她也没发现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她想怎么样都无所谓。他比她早进去几年，长得高大方正，为人热情上进，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他们谈了三年恋爱。一场跟她的文秘工作一样平淡无聊的恋爱，后来她想。但当时她是很认真、很努力地在谈的，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觉也睡了，双方父母也见了，每到周末就一起四处去看房子。就在这时他被调去了北京。她当然不愿意他去，但她嘴上什么也没说，只说随便他。她知道他很想去。他一心想当官，有时她甚至觉得为了往上爬他任何事都做得出来——任何事。他去北京一年后他们分手了。大家都替他们惋惜。她却觉得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高中时终于考完了期终考试，有一种几乎令人愉悦的失落。我为什么每次失恋都不难过呢？她问自己。难道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爱？那么真正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知道。总之，分手几乎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伤害，这让她觉得既幸运又不幸。之后不久她从单位辞职了，她决定拿本来结婚用的积蓄去国外读书，她想出去看看世界。但等她辛辛苦苦考完GRE，“9·11”爆发了，她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被拒签。她在家闲了几个月，最后闲得头昏脑胀不知所措，只好再去找工作。凭着过硬的英语——拜GRE所赐——她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一家私营的外贸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工作很忙，经常晚上要加班到八九点钟，但很充实（从中她体会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类似于自豪的感情），且收入是以前的三倍。这期间也有几个男人追求她，她也同其中一两个不深不浅地交往过，但始终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她对谈恋爱越来越提不起劲。说不上为什么，她觉得好像所有恋爱谈到后来都差不多：吃饭，看电影，牵手，接吻，然后呢——上床，争吵，和好，再争吵……就像事先设置好的电脑游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个人来破坏自己美好的单身生活呢？她在市郊一个环境幽雅的住宅小区租了套小公寓，每天乘地铁上下班，周末则睡懒觉煮咖啡听音乐看影碟，照菜谱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做饭，偶尔也会约女友去逛街，或去美术馆看展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至于性，对她来说就像扁桃体一样可有可无——或者不如说没有更好。只是，有时半夜醒来，在一片漆黑中，她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正身处另一个世界。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她不是那种会一辈子单身的人。不管愿不愿意，她都终将结婚生育、相夫教子。那既像是一种希望，又像是某种绝望。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她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她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消失在时光的黑暗中。除了等待，她别无选择。
她最终决定给那个老画家做模特是半个月之后的事。她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忘了那个老人的话。但结果正好相反，那个老人的提议像双不合脚的鞋似的让她无法安宁，她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它——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工作时想吃饭时想睡觉时想（虽然表面上看一切都一如平常）。一个礼拜后，她意识到为了避免患上神经衰弱，她必须再认真考虑一下。其实只要稍加考虑，她就不得不承认：她很想去。为什么不呢？就当是一次小小的、安全的冒险。那个老人不至于做出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她什么也不会失去。再说，她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也许开始会有些尴尬和不习惯，但那同时也是一种小小的刺激和挑战，不是吗？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他说。而那正是她现在所渴求的。她渴求着去体验什么。但前提是不能受到伤害。所以她不会去吸毒、滥交或者加入什么神秘团体。另外，还有个问题她不能不考虑：如果她去做人体模特，那就意味着她的裸体会被留在画布上，会被人看到，会被人观察，并欣赏——大概。那让她感觉有点不安，但也很难说有什么不好。她上网查过，他是个久居海外风格独特的油画家，为人低调，在艺术圈享有盛名。通过艺术，她进入了永恒——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有什么不好？
她又花了一周时间才彻底说服自己。她打算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拨通了老人留下的电话。她很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她，但从他接电话的语调（立刻认出了她的声音），似乎他们昨天才见过。她告诉他自己愿意试试。他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去他住的地方见个面。挂上电话，她发了一会儿呆。原因说不好，但她总觉得，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她会去。
那个老人住在一个老式的居民小区，一栋五层红砖楼房的一楼。原先是两套的小开间公寓被打通合并成了一套，所有能拆除的隔断都被拆除了，因此整个空间显得比实际更大。房间布置得很特别：水泥墙壁，水泥地面，阿拉伯花纹的小地毯，高大的绿色植物，白色的宜家布艺沙发，原木餐桌，墙上挂着几幅大色块线条简洁的抽象派油画，画架靠墙角放着，旁边一个带滑轮的案几上堆着五彩缤纷的颜料和调色盘。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东西（书、CD、画册、香烟、奇怪的小摆设，诸如此类）放得有点乱，但乱得让人很舒服。屋外有个小院子，对着院子的那堵墙被改成了旧厂房里那种钢结构的落地玻璃长窗，从里面望出去，院里均匀地铺着一层灰白色的碎石，角落种着两株高得像树一样的芭蕉，旁边摆着一条褪色褪得厉害的蓝色木头长椅，椅子因为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破旧不堪，看上去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一个朋友的房子。”老人说，“临时住住。他去墨西哥了。”
他们坐在餐桌旁一边喝新煮的咖啡一边说话。他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他七十八岁，常住纽约，几十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是为了看病——他没说什么病一顺便小住一阵）。他提到做模特的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放松，”他说，“ ——无限的放松。”）他们定下了作画的时间（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他就报酬征求她的意见（高得出乎意料，她欣然接受）。
“我很高兴你能来。”告别时他说，“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她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朝他笑笑。
那是四月。接下来的几个月（夏天时他去欧洲呆了两个月，他受不了上海的炎热，九月中旬他又回来了，一直住到十月下旬离开），她每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都会去那里呆上两个小时。在那两个小时里，按照老画家的要求，她赤身裸体，斜靠着坐在白色宜家沙发的一角。她眼睛低垂，视线投向地面，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沙发的另一头，立着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男性人体模型，就是服装店里用来展示服装的那种，有鼻子和嘴巴，但没有眼睛，也没有下体，他的头微微侧向她这边，其视线——虽然没有眼睛，但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