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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德军在西欧有充分的兵力，足以在这个设防的狭小半岛上阻滞我们前进，并会集中所有在西欧的空军对付我们。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我军占领了这些据点，也不会使德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一师兵力。这个计划对我们的伤害将远比对敌人的伤害为重，我们并将毫无意义地耗尽1943年真正战役所需要的重要兵员和登陆船只。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观点。帝国总参谋长将同俄国司令官具体地交换意见，所谈范围根据双方愿望确定。
3．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我是指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第五节说的。该节明确指出，“因此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在冗长的会谈之后所提出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采取这样一种计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好几次会谈都已记录在案。
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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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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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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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虽然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却无机会谈论重要问题。斯大林和我，还有哈里曼一起照相，斯大林发表十分冗长的演说，提到“情报部门”，他奇妙地引证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事件，他说当时英军已获胜，德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已在撤退，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情报搞错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显然是对我表示恭维。
2．我大约在夜间一时半离去，因为我担心我们会被拖去拍摄冗长的影片而使我们疲劳不堪。当我向斯大林道别时，他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个方法问题。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分歧，我们也当尽力用行动来消除。在诚挚地握手之后，我就辞别，走了几步，正要走过拥挤的房间，他又急忙走过来，伴随我穿过走廊和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大门口，我在那里再次和他握手。
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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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星期六〔8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伏罗希洛夫和沙波希尼科夫①会见了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布鲁克等人说明了不执行“痛击”计划的具体理由。俄国人虽然谈兴极浓，但遵照严格的指示，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他们甚至对重要的具体细节也不企图争辩。过了一会儿，帝国总参谋长问到高加索防地的具体情形，伏罗希洛夫答称，他未受权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准备请示一下。因此，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俄国人重述了斯大林对我们说过的话，说将调遣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去防卫高加索山脉的战线和两端的通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冬雪及他们的阵地形势大大增强以前，守住巴统和巴库以及高加索山脉。然而，帝国总参谋长依然放心不下。例如，伏罗希洛夫说所有关口都设防了，但当帝国总参谋长飞经里海西岸一百五十呎上空时，仅见北部防线刚开始建筑防坦克的障碍物、掩体等等。在我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之时，他向我吐露使他具有胜利信心的其他一些有力的根据，其中包括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因为他要我严守秘密，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力量将与敌人势均力敌，但帝国总参谋长说还未达到这一步。
①俄国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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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会上谈到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气愤。我极其体谅苏联领导人所处的紧张局面：近二千哩长的广大战线上战火弥漫，血流成渠；德军距莫斯科只有五十哩，并正向里海推进。军事技术方面的讨论，进行得不很圆满。我们的将军们问到各种问题，他们的苏联同僚们却无权答复。苏联唯一的要求是，“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布鲁克就有些不客气了，军事会议也就突然结束。
我们将在16日黎明出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七时，我向斯大林辞行。我们进行了有益而又重要的谈话。我特别问他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他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将在土耳其斯坦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一样能对付得了他们。”我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绝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我们一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起身告别。斯大林似乎突然感觉不安，并且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的声调对我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喝杯酒呢？”
我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他引导我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二百码就到了他的住宅。他指给我看他自己所住的房间，都是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大的浴室。不一会儿，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我，“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菜来。这时斯大林打开各种瓶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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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