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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府在外蒙问题和新疆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的发展，但在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国民党当局把共产党的暧昧态度与苏联军队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智诚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府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民主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中共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毛泽东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中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被要求不得参加反苏运动），于是，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们最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智诚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智诚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却可以不在乎考试、不在乎纪律，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人民服务队”），实际上却沦为了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象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攻击性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在三青团的指使下，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府。
1946年4月，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
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智诚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象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往往又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而就在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华北的铁路和公路全都被共产党阻断了）、没有经济来源（部队番号被取消了），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象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老太太，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骚，责怪政府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共产党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是林彪，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中共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中共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民主联军”、至少能够让共产党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国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
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府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找去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林彪，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民主”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46年1月10日，全国各党派就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
即将在年内举行的“制宪国大”的名额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主党派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再算上按地区分配的1350名代表（国统区的面积比解放区大），国民党的势力就远远地超过了共产党。
于是，共产党人就反对召开“国大”，认为这违背了“政治协商”和“党派平等”的原则，是要搞“蒋记独裁”。而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制宪”，他们觉得在大战当前的时候搞一部“宪法”只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不如沿用战时条例，先消灭了“共匪”再说。可是，美国人却坚持要求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样的议会是帮助中国“溶入国际社会”的最佳途径，为此，马歇尔将军甚至采用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手段压迫国民政府就范，这就更让共产党人觉得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十分优厚，这使得各地士绅纷纷踊跃参选。为了当上这个“军机大臣”，候选人之间拉帮结伙，漫骂诬陷、威胁利诱、打群架下黑手，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尽了，4月份之后，当选的代表们跑到首都准备“进内阁”，落选的家伙也赶到京城来抗议“选举舞弊”，一时间，南京里的大报小报成天刊登各类“内幕消息”，把国大代表们祖宗八代的丑事全都抖露了出来——结果，“国民大会”还没有召开，国大代表的名声先就臭了街，弄得“国大代”也成了“社会五毒”之一。
当然，46年4月，最让大家高兴的“好消息”莫过于“全民涨工资”了。
抗战结束后的物价飞涨使国统区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民怨，政府就决定给公务员和军人增加薪水，甚至还给私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规定了最低收入线。
“全民涨工资”虽然是通过加印纸钞实现的，但人们手里的钞票多了、毕竟感觉不错。就拿蔡智诚来说，伞兵少尉的军饷从两万法币猛增到十万，揣在挎包里沉甸甸的一大坨，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个财主（当时的汇率为一美元兑换三千五百法币，十万法币大约相当于三十美元）。
然而，“涨工资”让职员和工人们高兴了，却让资本家觉得受不了。当时，南北交通阻断、城乡道路隔绝，民营企业失去了农村市场、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一方面，本土的原料价格高昂、商品销售不畅；另一方面，大量美国货物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女人的口红丝袜到男人的领带皮鞋，甚至连铁钉和香烟都是USA……而现在，政府的一纸公文就让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好几倍，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资本家的经营成本，使得民营企业在洋货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私营业主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抗议不见效果，他们就把厂子关了、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外国货，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物价的飚升，结果是工资涨得再快也赶不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在那段时间里，五花八门的抗议活动是南京城里的寻常风景，参加游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捞取外快的发财手段。
“青年从”的无赖们就是这样——三青团出钱打学生，他们就动手；地方士绅出资“揭露选举舞弊”，他们就上街游行；资本家雇佣人手“抗议政府压制民营企业”，他们就跑到总统府门口静坐……这帮家伙今天装学生、明天扮职员，举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成了政治闹剧中的龙套演员。
潘崇德也是这样的“群众演员”，只不过，他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小潘这个人太贪财，只要遇到“客串”的机会就不放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从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来跳去，时间一长就被军警们认熟了。有一天，他刚参加完“上海商界”的抗议，又来参加“河南士绅”的请愿、胸前还挂了个“民意代表”的牌牌，总统府的门卫拦住他问：“你到底代表什么地方的民意？”，潘代表答不上来，门卫官就骂他无理取闹、是个王八蛋。
潘崇德恼羞成怒，顶嘴说：“当兵的是王八蛋，当官的就是王八”，为了增强表现效果，他还用粉笔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乌龟——军警们显然对这幅绘画作品十分不满意，当即就把“潘王八蛋”抓起来、关了几个月。
当然，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是不文明的表现，但是，潘崇德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当时，瞎扯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报纸上每天都要发布“军事调停组”的声明，国军和共军的代表都讲着同样的话——都在呼吁和平、都喊自己委屈、都在指责对方、都在“自卫反击”……一边说不忍心打仗，一边又不惧怕牺牲；一边要求停战、一边又集结军队，一帮代表拉着马歇尔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也不知道是在忽悠美国人还是在忽悠中国人。
民主党派也很活跃，大讲合作、大谈和平。许德珩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各党派解除武装”、“实现思想绝对自由”、“完成国家工业化”……就连卖菜的小贩都觉得是在痴人说梦，可一帮专家教授却喊得十分起劲，真不知道是他们被别人忽悠了、还是想要忽悠别人。
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十一名团员到南京来请愿，刚下火车就被“苏北难民团”的人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伤，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立即赶到医院慰问伤员，蒋介石也严令追查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