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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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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这是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照片,拍摄于徐州火车站,画面上的这位女子无疑也是个军属,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运如何。        
    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        
    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           
蔡智诚在徐州享清闲,伞兵一团和二团却在陇海铁路与共军交战。   
    这个时期,刘邓大军虽然已经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但在与国民党军反复征战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根据地新开辟不久,恶劣的环境使得解放军既缺少粮草也难以补充兵员,在严峻的形势之下,先前留在河南担任“牵制策应”任务的中野11纵(王秉璋部)只好不断地从老解放区征兵,然后强行穿越陇海线、把新兵和军需物资送往大别山区。   
    第三快速纵队的任务是巡弋铁路沿线,发现目标就予以截击——这个差事并不难办。因为共军的新兵普遍缺乏训练,不仅战斗素质不高、而且每个班只有一杆枪,既打不过伞兵也跑不过伞兵,所以国军每遇上一千人就能截下五百来个,真是费劲不大战果不小,十分轻松愉快。   
    48年2月,驻砀山的伞兵第二团又发现了共军的新兵部队,照旧是一番穷打猛追。可没想到,这次中野11纵派了两个主力团护送这两千新兵,结果伞二团追着追着就追到人家老八路的口袋里去了,两个前卫连被歼灭,担任先锋官的蔡振武中校也当场送了命。   
    蔡振武原先是伞兵七队的队长。七队是所谓的“常胜冠军”,蔡振武也是赫赫有名的功勋悍将,所以他的死立刻震惊了整个快纵。前线的伞二团一边交战一边呼喊救援,弄得张绪滋司令也慌了神,连忙率领司令部直属营(驻徐州)和伞一团(驻黄口)登上火车奔赴战场。   
    蔡振武是被地雷炸死的。当时解放军总共只在战场上埋了两颗雷,其中一颗失效了、另一颗就把蔡中校炸上了天。这难免使大家想起普陀山军演期间蔡振武为了混进普济寺里喝佛茶,愣是弄了张“踩地雷”的条子冒充阵亡的事情,不由得感叹这冥冥中的一言成谶……   
    罗华一边议论一边直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怎么敢在观音菩萨面前开这种玩笑”。可回头突然想起他自己那天也是顶替别人阵亡的,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蔡智诚他们赶到柳堤圈(今河南省夏邑县和虞城县之间)的时候,共军主力已经撤退了。伞兵们四处搜寻只找到百十个掉队的新兵。这些新兵穿着新棉袄、手上没有枪,一人扛着一根枣木扁担,不象是打仗的倒象是一伙送军粮的挑夫队。   
    虽然没有武器,但共军新兵的思想觉悟却不低。国军“政治指导室”给他们做“精神训话”,几个俘虏居然反过来搞鼓动宣传,他们私底下扯着罗华拉家常:“朋友,看你也是个苦出身。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要为地主老财去卖命……”。罗华从小就在船上拉纤,风吹雨打弄得满脸沧桑,看上去确实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可他这人阶级觉悟太低,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穷,被揭了老底之后就有些恼羞成怒:“去去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子才不和你们一家人”。   
    那时候,共产党正在军队里开展“三查”“诉苦”运动,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阶级,通过“诉苦追根”查出阶级根源,然后让“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队,全都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国军军官对这种做法虽有耳闻,但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组织共军俘虏进行现场表演,让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在边上观摩旁听。   
    诉苦会的效果真是惊心动魄,震得国军将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说共产党的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   
    可厉害归厉害,最后还必须批判才行,这讲评的任务就落到了指导员的头上。于是蔡智诚就指出:共军诉苦的实质不是“哭穷”而是“均富”,这是长毛造反的老招数,共军把贫穷的仇恨都推到有钱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当成了让懒人致富的捷径,这分明属于违背社会传统道德的行为……蔡指导员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底下的听众却应声寥寥,因为明摆着的情况是共产党那边欢欣鼓舞、国民党这边怨声载道——不能给老百姓分地分粮食,扯什么传统道德都无济于事。   
    罗华被解放军的诉苦代表搞得眼泪汪汪,光顾着哭了,结果共产党的宣传没弄懂、国民党的道理也没听清。他懵懵懂懂地问指导员:“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后来被我爷爷耍钱输光了,你说这赌博到底算不算是剥削?”   
    “……”,蔡智诚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处于“戡乱战争”的全面防御阶段。对国军而言,这种形势虽然比较被动却不用太动脑筋——反正共军没有打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军打到哪里再去哪里救火,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安排。   
    这期间,“徐州陆总”将原先的三个绥靖区增加为十一个,把战区划成了一块块“责任田”,从表面上看是用“点线防御”的办法谋求面面俱到,但其实是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根本无法集结力量。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好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兵团”)四处应付,结果是遇到小股共军围不住、遇到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招架,几个月下来就身心疲惫、士气低落了。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从48年的春节过后,突然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好多共军主力。这个时期,各地纷纷传言“共产党正在全面征兵,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军队”,而乡村道路两旁的赤色标语也从原先的“夺取民主自卫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徐州的形势陡然变得万分紧张,蔡智诚他们在城里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战。        
    48年4月,徐州城里的各军政单位正忙着热烈庆祝蒋介石当选“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大会上,老蒋在两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间得到了两千四百多张赞成票,真正是众望所归、如愿以偿,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可共产党人却一点儿也不给蒋总统留面子。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大会,共军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就在首都的边上开仗。华野2纵(滕海清)、11纵(胡炳云)和12纵(陈庆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着又向盐城发起猛攻,整得国军鸡犬不宁、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盐南战役”(也称“盐南出击战役”)。   
    参加此次战役的国军南线兵团由整4师和整25师组成,司令是黄百韬;北线兵团由整72师和整83师组成,司令是张雪中,第三快速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主要在射阳河一带活动。应该说,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南北兵团两面夹击,到5月下旬就击退了共军的进攻、夺回了先前丢失的城镇,并且还占领了苏北军区的根据地合德(今江苏射阳),以至于解放军方面也承认“盐南出击战役是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作战”。   
    这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华野方面认为是“战线过宽,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诚看来却是苏北兵团的训练水平不够强。苏北兵团是48年3月刚刚组建的部队,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东人,这些战士基本上都不会游泳,在南方的水网地区杀来杀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还多。双方军队在射阳河两岸穿梭交战,共军很快就失去了机动能力,跑也跑不动、聚也聚不拢,岂有不吃败仗之理。        
    不过,土八路虽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离开了河网地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快得吓死人。   
    第三快速纵队5月27日刚刚占领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华野11纵正在围攻黄口!——黄口(今安徽萧县黄口镇,当时属于江苏省)与射阳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30公里,行军路途还至少两倍于此,伞兵们实在想不通共军怎么会在几天之内就飞到那边去了?   
    那黄口是伞兵部队的防区,伞一团离开之后就只剩下一些地方武装在那里站岗,凭他们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共军主力的围攻。快速纵队只好赶紧掉头回去增援,蔡智诚他们坐在车上直犯嘀咕:“这伙共军真难缠,刚在东边吃了亏、转眼又跑到西边去捣乱,活象一帮打不死的孙猴子……”   
    其实,解放军战士并没有钢筋铁骨,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以顽强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坚持战斗。先前,苏北兵团不断攻击苏中和苏南地区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移、配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月份在洛阳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原军区),而现在他们再度不顾疲倦地发起新的攻势,是为了破坏陇海铁路东段交通,迟滞国民党军西援进程、配合即将展开的豫东战役——蔡智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共军的战略意图,但即使是知道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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