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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材颀长，在她没和弗来迪拥抱到一起以前，我甚至以为他们一样高。弗来迪温柔地拥抱着她，南希克制着自己不流出眼泪。他们久久地互相凝视着。
“你觉得我的胡子怎么样？”他使劲地拽着自己的胡子问，微笑着。
“它使你看起来像一个魔鬼。”她说。
这些对话使他从那种沉重中放松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剃掉？”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和黑格斯在这里显得很多余，他们似乎应该单独找一个房间，可她却对我说：“你觉得呢，黑勒先生？”
我斜靠在走廊的石墙上，说：“你该全剃掉。警察能毁坏证据，你为什么不能？”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侦探怎么样？”她问弗来迪。
“他和我想象中的私人侦探很像。”他温和地说。
她的眼睛烁烁发光，“我知道你会喜欢他的！他需要一辆汽车，弗来迪，你那辆雪铁龙给他用，好吗？”
“当然可以，呢，内特，到这儿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
他小声说：“你需要汽油，我的仆人克提斯会随时随地为你提供的。南希会告诉你和他联系的方法。”
“是黑市油吗，弗来迪？”
“内特，你从没听过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吧？”
德·玛瑞尼和南希手挽着手走进了弥勒上尉的办公室。那个好心的上尉把门锁上了，给他们留出了自由空间。
“哈利先生不在这儿真好。”我说。
“为什么这么说？”黑格斯困惑地问。
“他会闯进去把他们打断的……”
第十二章 取证
“四十七分钟。”加登说。
我们站在我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的阳台上，看着脚下那只大玻璃烟灰缸内燃烧的两块布片。我们好像在进行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黑蒙蒙的烟婆娑着上升，幸而那刺鼻的气味被早晨清新的风吹淡了。我们浸在火炭中的那些从西苑拿来的床单，已被熏得焦黑了。
“如果哈利先生的床被烧到如此程度，最少也要四十七分钟。”我说。
“嗯，我建议，我们把其他样品浸泡到另外一些可燃的物质中，像煤油、汽油，看看它们和木炭燃烧的速度有什么区别。”
林道普上校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床单的布片，这是哈利先生卧室内另一张没有住人的床上的布片。
“我要找一个专家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我说，“或者把其余的布片邮到芝加哥去做个鉴定，为我们的实验做一个证明，那就是说凶手、或者凶手们是用了大大超过四十七分钟的时间来杀害哈利先生的。”
“没必要。”加登摇了摇头说，“凶手在离开凶案现场时，恐怕早已把火点着了。”
“可在他的尸体被搬到床上，睡衣被烧化之前，是不可能沾上羽毛的。也就是说，在哈利先生被放到床上之前，床单已被烧碎了！”
“确实是这样。”他确定地说，用一只手做着手势，“所以我们认为这场谋杀决不可能在四十七分钟之内完成。”
“非常正确，这个凶手，或者说是凶手们非常从容。”
“我同意你的看法。”加登点了点头说。
他依然看起来和巴哈马格格不人，穿着西式的暗绿色衬衫，系着西班牙风格的领带，下穿一条斜纹棉布裤。这与白色的海滩和蓝绿色的大海极不相称。
“可我认为那不是煤油，也不是汽油。”我说，顺手拿起了烟灰缸，掸进一大段烟灰。“那可能是先被酒精浸泡了的某种物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内特。”
我曾从浴室端了一盆水泼在那些问烧的灰烬上，却响起了一阵噬噬的声音，冒出了一股白烟。“厄尔，你以前看见过煤油燃烧吗？如果那张床被浇上了煤油，火苗会窜到八、九英尺高。”
加登的手指打了个响说：“那天花板就会被烧得焦黑了！”
我把烟灰缸冲洗干净说：“或者说那间房子的地板也会烧得一塌糊涂。好了，我们是开谁的车走好呢？是开德·玛瑞尼的那辆，还是你租的那辆呢？”
他露齿一笑，说：“让我这个第三等级的人为你开车吧。”
“我没这个意思。”我说。可我还是让加登开车了，我则掌握时间。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德·玛瑞尼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那座房子。我做领航员的角色，为加登指路。
那辆林肯正停在车道上。
“似乎南希在家呢。”我说。
“我们需要进去打个招呼吗？”
“你想进去吗？”我知道加登有谈话的爱好，马上说，“还是往前开吧。”
加登开着租来的车返回了维多利亚大街，又开到了繁华的海滨大道上——我掌握住了时间。
“德·玛瑞尼离开家，开车送那两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回家，”我说，“把两位女士送到哈博德别墅时，是大约一点钟左右。他声称他沿原路．经海滨大道回家。到家时，他把自己那辆停在车道上的备用轿车推到了草坪上，以便把林肯开到车库里。然后，他从外用楼梯走到车库上的客房，敲了敲门，便进去和他的朋友乔治·德·威斯德勒聊天，表示愿意把乔治的十六岁的女友白蒂·罗伯特小姐送回家。”
“十六岁？”
“是呀，那是个金发碧眼的甜心，发育得好极了，体形很饱满。”
加登冲我皱了皱眉。在海滨大道上，我们被一辆四轮游览马车挡在了后面，马蹄的哒哒声、铃铛刺耳的声响都让人心烦。“德·威斯德勒是谁？”
“另一个毛里求斯公民。他是德·玛瑞尼的堂兄，也是个花花公子，家里好像很有钱，有一个蔗糖种植园，或是其他什么产业。他使用侯爵的称号，和弗来迪一样，用这个假称号骗人却毫不羞愧。听黑格斯说，伯爵、侯爵还有伯爵的第一位妻子，相互之间弄得不明不白，声名狼藉，而这最终导致了伯爵婚姻的失败。可奇怪的是这却没有影响两个男人的友谊。”
“多么牢不可分的友谊呀！”加登说。他的表情好像是刚刚吐出了一粒果核，而那果子，则是酸溜溜的。
“德·玛瑞尼从外用楼梯上下来，穿过走廊，然后回到房间里就寝。”
“他的仆人们还在吗？”
“在。”我说，“他们说的和玛瑞尼说的相符。”
“他们住在玛瑞尼的房子里吗？”
“不。他们在晚会后把房间打扫干净，两点钟的时候就离开了。三点钟的时候，弗来迪的狗和威斯德勒的猫打架，猫跳到弗来迪的床上，把他惊醒了。不一会儿，他听到威斯德勒把那辆雪铁龙开了出去，送他的女伴回家。”
“你大概经常在黎明之前送十六岁的金发美人回家吧。”加登狡黠地说。
“对极了，要不她们的亲属会着急的。别把话扯远了，德·威斯德勒十五分钟之后就回来了，把车停在车道上，弗来迪让他把他那该死的猫弄走。”
那辆挡在我们前面的四轮游览马车拐到了罗森广场上，我们又恢复了车速。加登突然没头没脑地问道：“欧克斯死的时候大约是几点？”
“据贝克和麦尔岑说，大概是在凌晨一点半和三点半之间。”
我们的脑子同时转了一下。在一点半，或稍晚点儿，一点四十分，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住宅里，弗来迫的仆人看见了他；而且，德·威斯德勒还在一点半钟和他说过话。
西苑的大门很快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天门口没有警卫。那可怕的一幕还未被人们忘记，谁敢在这个时候接近这里呢？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保护的。
“从维多利亚大街开到这里大概用了三十分钟。”我说。
“不到三十分钟。”加登说。他把车慢慢地开进西苑，停在了大门口，“我们不过开了二十六分钟。”
“今天的天气很不错，而那晚却是风雨交加。”
“是的，不过当时没有四轮游览马车和运货马车挡他的路。”加登说着，车这时却灭了火。“嘿，哥们儿，你来开吧。那是个多么糟糕的夜晚，多么糟糕的时刻，你会花多长时间到这儿呢？”
“哦没有注意到。”我说，“我只是简单化地想大概要半个小时。”
“所以，在弗来迪回家之前，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杀欧克斯，在床上点火，并摆出伏都教的仪式。”
“我们说的基本近于事实，可还有十分钟未确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在那时玛瑞尼都做了什么。”
加登把车往回开了，又回到了海滨大道上，我们向市镇开去，“可是在两点和三点之间，他的仆人回家了，而他的朋友则去送女伴回家。”
我摇了摇头，说：“德·威斯德勒和他的女伴就在车库上的客房里，弗来迪会抓住威斯德勒听不到他的时候出去吗？”
“也可能，”加登说着，眉毛往上扬了一下，“如果他知道威斯德勒出去的话。”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弗来迪却不会知道他的朋友在什么时候厌倦那个金发女郎，并把她送回家。”
“找明白你的意思，黑勒。如果他出去的话，他的堂兄威斯德勒很容易注意到那辆林肯的动向。如果威斯德勒能证实当时林肯是放在车库里没有出来，那么弗来迪就没有撒谎。”
“是这样，可这样的论断也有点儿冒险。弗来迪怎么能让威斯德勒听到自己开汽车进出的声音呢？”
加登同意地点了点头，说：“除了这一点以外，开车到西苑来回要半个小时，杀人最少也要十五分钟。”
“最少也要这么长时间，而前后其他过程加起来总共需要八十分钟——弗来迪根本没有八十分钟时间做这些事。”
“那谋杀的时间能不能延后？弗来迪能不能在德·威斯德勒把女伴送回家后去做这些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哪就是大约在三点十五分。那辆林肯正在车库里，弗来迪如果要出去，只能用车道上停的那辆车。可问题是，德·威斯德勒把钥匙留在车上了吗？还是弗来迪另有一把钥匙？”
“这件案子，”加登说，“有许多关键的地方都和德·玛瑞尼的这位堂兄有关，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力的证人。”
加登说的对，我需要和威斯德勒谈谈。这位花花公子自玛瑞尼被捕后，就从维多利亚大街上弗来迪的客房里搬了出来，搬到海滨大道上迪克酒吧楼顶的套房里居住。那是一个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混居地，紧挨着拿骚最时髦的大街。我们找到了这个酒吧，一条木制楼梯通向威斯德勒所住的套房，小巷中臭水沟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敲了敲那已油漆斑驳的木门，加登在我身后好不容易在横流的臭水中找到一小块立脚之处。他许诺，我们这次行动所听到的一切，他都将记录下来。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有人在里面，”我们的作家说，“我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我也能模糊地听到。我又用力地敲了敲门，门上那些干裂的油漆在我的重击下纷纷剥落。里面说话的声音停下了，可是却没有人回应我的敲门声。
终于；在我第三次敲门后，门打开了，露出了那个自负的侯爵的帅气而苍白的面容，他锐利的黑眼睛气愤地瞪着我。他的眉毛很宽，下巴单薄，长着一头鬈曲的黑发。他随意地穿着一件白色丝绸衬衫，领口敞开着，下穿一条黑色的休闲裤。在他柔软的手中，拿着一个大玻璃杯，里面装着加冰的威士忌。
“我不希望被打扰，请走开。”他说话的时候，脸上那完美的肌肉抽动着，他的法国口音没有玛瑞尼浓重，但也很明显。
“对不起，可这很重要。”我说，“我叫黑勒，为你的堂弟弗来迪工作，试图帮助他的律师为他洗清不白之冤。”
这番话打消了他的愤怒，他审视地眨了眨眼睛，长长的睫毛像女人似地忽闪着，朝我身后看去，瞅了瞅加登，问：“他是谁？”
“他是我的帮手。”
“噢，”他在嘴唇里轻轻地咕哝着，“进来吧，只要能给弗来迪帮点儿忙，让我做什么都行。”他提高了声音，却好像不是为欢迎我们，大声地说：“进来吧，先生们！”
我们走进了他布置迷人的房子。这是间法国风格的起居室，红木沙发和胡桃术便椅随意地摆放着，墙上挂着植物花纹的挂毯；咖啡桌旁有一盏落地吊灯，地下铺着东方风格的地毯。在一个藏酒丰富的简易吧台上，挂着一张镶框的巴哈马海景水彩画。沙发后是临海滨大道的窗户，上面挂着褶饰优美的窗帘，街上的嘈杂声隐约可闻。
“我这里简单的环境委屈你们了。”他说着，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不得不租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