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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在市场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家中国餐馆，黑人和白人可以同桌吃饭，可以互相交心，你觉得怎么样？”
她又拘谨地笑了，从我到这儿来，她的眼睛就没有和我的眼睛对视过一下。
“玛乔丽，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她坐在那儿，眼睛盯着自己交叠着放在腿上的双手，好像要永远这样看下去。终于，她说话了：“尤妮斯夫人让我今天一整天敞开西苑，所以我今天特别忙。”
“噢。”我说。
我早该预料到：南希曾告诉我说她妈妈一直在他们家在拿骚的另一处别墅居住。可随着德·玛瑞尼初审的接近，作为朋友、亲戚和见证人，这许多理由加在一起，尤妮斯夫人当然要到这个小岛上来，西苑也自然要有许多准备工作。
她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双手环抱在胸前，眉毛紧蹙着。我也站起来，走到她跟前，阻止了她那毫无目的的游走，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一只手轻轻抬起了她的下巴，让她看着我。她的眼睛竟然潮湿了。
“是欧克斯夫人不允许你帮助我吗？”我问。
她抽泣着，摇了摇头，温柔而虚弱地说：“有人告诉她，说在亚瑟的尸体被找到时，我和你也在场。还有人告诉她，说我和你一起坐在汽车上兜风。”“怎么？她禁止你帮助我吗？”她点了点头，说：“或着说是她女儿说的。”我困惑了，说：“我知道南希和她妈妈相处得很好。”
“尤妮斯夫人只是不希望她的家庭因此分散，因为这个家已经不那么和睦了。”
“而她坚信是弗来迪杀了她的丈夫。”
“确实是这样，她认为绞刑对那位伯爵来说太合适了。”我干笑了两声说：“她想让弗来迪因为哈利先生的死上绞刑架吗？还是不想让那家伙围着她的女儿转？”
她心绪烦乱地摇了摇头，好像再也不想说这件事了，甚至一点儿也不愿想到它。她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转过身去。她的身体语言告诉我她伤透了心，十分消沉。
“我再也不能给你帮忙了，内森。”
我走到她身后，用手抚摩着她的肩膀，她退缩了一下，可很快又用她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说：“内森，我的家庭和我，都依赖尤妮斯夫人生活。我不能违抗她，你明白吗？”
“哦，没什么，这也很好，我不希望你再卷进来了。我今天下午和克提斯谈了谈，他要帮我找撤木尔，还有另外那个失踪的男孩。”
她笑了，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却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中间留出了一大块距离。她说：“你真的以为他们还在这小岛上吗？他们已经像鸟一样飞走了，内森，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可能你是对的。噢，欧克斯夫人就在附近，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吧。”她抽泣得更厉害了，眼里充满了泪水，说：“你还不明白吗？我再也不能见你了，再也不能……”我向前走向她，她却向后退去。
“别傻了，玛乔丽，你知道我们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凄惨地笑了，“你不是认真的，内森·黑勒，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一段夏日的浪漫曲，是在你的正常生活之外的。”
“不要这么说。”她的下巴战栗着，说：“你会邀请我国芝加哥，和你生活在一起吗？我能请求你留在这儿，和我一起生活在拿骚呜？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会接受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吗？我的家庭、我的朋友会喜欢让你这样的白人生活在我们中间吗？”
我摇了摇头，像被雷击中了，“我承认我从未想过这些，可，玛乔丽，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那么特别，我们已互相拥有
……在那个海滩上……”
“那个海滩是那么美好。”泪水从她那奶油巧克力般的面颊上流了下来，“我从来也没有否定过它，我不想撒谎说我忘了那甜蜜的一刻。可内森，我有一个弟弟！他想做点儿自己的事情，他想上大学。他需要我帮助他实现这理想，而我希望尤妮斯夫人能成全我这件事。”
我也忍不住抽泣了起来，说：“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她点了点头。
“对你来说我就是一场夏季的暴风吧，玛乔丽？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个放纵时刻。”
“是的”
她用手擦了擦面颊上的泪水，也给我擦了擦眼泪，吻了一下我的脸，把我送到了门口。
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有一小时，我站在海滩上，看着大海，看着月亮，看着月亮在水中的倒影。一只沙滩蟹在我身边飞速地爬过，可这次，我却对这个讨厌的动物一笑置之。然后我走回停在乡间俱乐部车道上的汽车里，往我下榻的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开去。然而，前台的服务员却告诉我必须在明天中午之前离开旅馆。
“是旅馆的主人这样要求的，”那个白人侍者说。
“你是说欧克斯夫人吗？”
“是欧克斯夫人。”他说。
第十八章 第一次审判
这些日子以来，我听到了当地民众对德·玛瑞尼案件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拿骚的土著人，这种不满的情绪差点促使他们去冲击监狱。可在这个七月末的炎热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场上卖草帽的小贩，也有海滨大道上那些大店铺的老板。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地充满了激动的情绪，好像是在剧院外正等着将上演的好戏，而不是站在一个法院的大门外。
在法院里，正上演的“好戏”是德·玛瑞尼的初审判决。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对面，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一顶粉迹斑斑的假发，面容阴沉的法官正在朗读对被告的起诉。德·玛瑞尼的罪名是“故意并非法地”导致了哈利·欧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来迪穿着一件保守的褐色双排扣上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着那条色彩斑斓的领带，用领带的头儿刮着鼻子，流露着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么？”法官在审判桌后问他。
“玛瑞·弗来迪·福克阿科斯·德·玛瑞尼。”弗来迪一字一句地对法官说。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个拖着长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厅响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鸣声。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从律师席后站起身，他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假发。那清楚的措辞和纯粹的英国口音与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肤极不相称，却又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骚最著名的律师。他从未在任何一件谋杀案中败诉，现在是弗来迪这起案件的原告律师。
“我是被告的律师。”黑格斯站起来说。他那强壮的、运动员的骨架似乎在与原告律师比试着什么。他微笑着，笑容充满了自信。
两个穿着装饰琐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笼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挂在腰间皮带上的长剑的穗子，做出一副认真守卫囚笼的样子。那是个木制的囚笼，有六英尺长、五英尺高。弗来边坐在里面的木制长椅上，一扇铁门把他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绝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这个笼子就在法庭的左侧，它的对面是陪审团（因为是初审，现在那儿空无一人）。
能容纳一百五十个人的座位挤得满满的，听众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来这里给老板排队占座儿了。南希并不在场，一会儿，她将作为证人出庭。这一刻，我坐在前排，当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地方，即在栏杆和辩护律师之间，塞进了两张桌子。哈利那律师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坐在那儿，以便解答新闻界的提问。《战地新闻》为这场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来自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的新闻记者与拿骚本地的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国际新闻联合会以及新闻记者协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国际新闻动向》坐在这里，他紧挨着厄尔·加登，而厄尔正在和我轻声地交谈着。
“你是在回避我吗，黑勒？”这个矮小而活跃的侦探小说作家问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继续问道：“阿德雷会反复询问原告的证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询问呢？”
厄尔那圆圆的脸上挤出一丝干笑，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烁烁发光，“噢，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在这样的初审中，英国辩护律师不喜欢问太多问题。”
“我个人的愿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喷雾枪在克里斯蒂身后追赶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来。而后，九点三十分，要开庭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律师和法官低沉的声音主宰着整个法庭。而那些貌似犹豫不决的证人们，正在以一项项事例，把死亡的绳索一点点向德·玛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这闷热得不透气的法庭上，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才带来了一点生机。阿德雷正神态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发当天上午为线索，对证人展开提问。
首先出场的证人是皇家警察绘图员，他绘制了案发现场的地形。继而，皇家警察摄影师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挂在了一个画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残忍的艺术品，让观众席上的人们看了不禁一片唏嘘。法医奎克巴士是个四十多岁，冷漠、整洁的小男人，看起来并不像他的职业所应有的那么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情形，以及在法医检验室所见到的那些可怕的细节：在哈利先生的头颅后，有四处伤口，都是直径像铅笔一样粗细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头颅。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伤口时的第一反应，他没说觉得那是枪伤。在陈述尸体解剖时，这位法医提到“把睡帽从死者头上拿开时，喷涌出大量的鲜血，”而且“好像头颅是被轻微撞伤的，在这之前没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子弹在穿破头骨的过程中力量减弱了，我想它们大概现在还留在哈利先生的头颅里。这一定是检查时没有发现，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因为哈利先生现在正在缅因州一个有六英尺高的棺材里安眠着。法医还说：“在哈利先生的胃里，有大约四盎司的颜色微暗的粘稠液体，没有确定是什么物质。”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吗，或是被人用药物麻醉了？
我从兜里拿出了记事本，把这条证据记下了。在我记录的时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来，她就是那个“风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从英国战场撤离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我却觉得她是一个成熟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体的衣着和帽子的衬托下，体形极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罗德·克里斯蒂的情妇话，那么，那个癞蛤蟆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呀！
她的证词是，当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网球，然后与哈罗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欧克斯先生在西苑共进晚餐。这并没给案情带来什么进展。她只是把案发当天的情况简单化地列了个表。
下面出庭作证的美人是金发碧眼的桃乐莤·克拉克和皮肤微黑的珍妮·爱斯丽，她们就是弗来迪在雨夜中护送回家的那两个飞行员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装扮下，她们显得极为美丽。两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确地证实了，弗来迪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我没有被法庭传唤作证。我现在站在弗来迪的营地上，似乎还不用我出面，把跟踪他那莫须有的情人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该站出来，向法庭证实，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玛瑞尼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要结束自己的美好生活，准备去做谋杀犯的人。
那两位美人的证词没有给弗来迪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毕竟，她们所说的和弗来迪自己陈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温得·派克的证词，他说，在七月八日上午七点半，德·玛瑞尼来到警察局，要为他的养鸡场登记购买一辆卡车。
“他来的时候十分兴奋，”那个警官说，“他的眼睛甚至都兴奋得有点突出。”
在囚笼里，德·玛瑞尼的眼睛现在也突出了出来，似乎是在为这个愚蠢的证词感到气愤。可我知道，陪审团会认为他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很焦虑、兴奋地出现在警察局，是因为他在紧张哈利先生的尸体有没有被人发现。
下一个证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玛乔丽·布里斯托尔，她穿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丽而又脆弱地站在证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着，没有斜靠在护栏上，简单而又明了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在那天晚上，为哈利先生准备好睡衣，挂上蚊帐；第二天早上，听见了�